关于都江堰渠首外江新出土汉碑的初步考察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都江堰；汉碑

　　[论文摘要]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出土东汉石像2尊，石碑1通。石碑碑文约400余字，涉及东汉都江堰“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上下级官吏姓名、职务、堰功活动，以及汉代经学、郡县建置、乡党孝悌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新出土文物78件，内有东汉石像2尊、东汉碑刻1通。其中的汉碑标明立碑于“建安四年”。“建安”为东汉第13代献帝刘协年号，“建安四年”的干支纪年为“己卯”，为199年。这是一通完整的汉隶碑刻，是一篇从未见著录的、最新发现的、距今1808年前的、长约400余字原装汉代文献，实在难得。
　　汉碑包涵丰富的信息，尤其对研究都江堰的历史，有划时代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考古、历史、水文、宗教、等各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尽其所用。2007年4月2日的“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上，向学术各界正式公布这批资料，是迈开多学科协作研讨的第一步，笔者愿先就汉碑的碑目等做一点肤浅的考察，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共同切磋。
　　此碑现仅见到碑首、穿眼、碑身三部分。碑身字体为规整的隶书，波磔分明、蚕头燕尾、方正流利。首行22字，碑文14行，行27—29字，应有400余字(4147)，但因破损渤灭，可识别者约354字，此碑既是为郭择、赵汜两人“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的，依例可定名为《郭择赵汜碑》。
　　我国汉代的石刻文字存世不多。西汉的石刻文字有拓本可见者约十余种，如曲阜孔庙所藏的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等。
　　东汉时石刻文字有所增加，可分为4类：(a)摩崖较著名的约十余种，多数是通道记，如《石门颂》、《西狭颂》等。(b)碑刻包括残石在内，已发现300余通。可分为墓碑、祠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歌颂怀念前人一直是碑文主流，故《初学记》称：“碑，所以悲往事也。”(c)石经的镌刻始见于东汉，如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d)画像题刻。东汉时崇尚厚葬，墓内多刻画像，有的有石刻文字，著名的如山东孝堂山与武梁祠画像石，河南南阳画像石等。准此，都江堰《郭择赵汜碑》应属第(b)类，属于歌颂怀念前人“德行”的纪念碑，或纪事碑。
　　四川的汉代石刻碑志，据《四川文物志》著录有30通，加上2000年芦山新出土的《赵仪碑》，加上都江堰新出土的这通《郭择赵汜碑》，应共计32通。
　　都江堰的汉代石刻文字，已著录的计有《蚕崖碑》、《三处阁石刻》、《李冰石像铭刻》、《怀君石刻》，加上这通《郭择赵汜碑》共计5通。其它4通的情况如下：
　　《蚕崖碑》原石在紫坪铺岷江岸边，隶书29字：“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石工叀殳徒要本长什五丈贾二万五千。”这是西汉哀帝时(公元前2年)的通道石刻，可惜原石、拓本均已佚。宋《隶续》、《舆地碑记目》有著录，明《古刻丛抄》认为是摩崖石刻。
　　《三处阁石刻》原石在紫坪铺西50里，文日“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这是东汉和帝时(94年)的摩崖通道石刻，可惜也已佚，明《古刻丛抄》著录(林向按：此石刻拟作《省三处阁石刻》为宜)。
　　《李冰石像铭刻》，1974年也是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胸前隶书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右袖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左袖刻“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建宁东汉灵帝年号，其元年为168年，镌刻的时间比新出的《郭择赵汜碑》早30年。
　　《怀君石刻》，清咸丰年间在青城山发现的残石2块，仅存字8行，行7字，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曾据拓片双钩著录。新编《青城山志》释文：“为怀君皆下要公进而口作自古以口固去而立……冷风。”仍不能通读。
　　可见，都江堰地区是汉代石刻文字的富集之地，内容都有关乎成都平原的与通道。故把都江堰看成是天府之国的命脉和的管钥，恐不为过。
　　此《郭择赵汜碑》的首行据会议提供的文本隶定为：“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场太守守史郭择赵汜碑。”其中“场”与“汜”两字，我以为可以商榷。
　　先说“汜”字，明显是从“水”、从“巳”而不从“巳”，故不能释为“汜”字，只能释为“汜”字。而且它的字形与汉《孔彪碑》及北魏《司马显姿墓志》的“汜”字的字形相同，即可证其不谬。故而是“赵汜”而非“赵汜”明矣!
　　《郭择赵汜碑》“场”字，从“土”、从“山”、从“匆(朋)”；汉代《桐柏庙碑》与北魏《解伯达造像》的“场”，却从“土”、从“易”，与今隶楷书同(图三)。可见两者的字形显然不同，故《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是不能释“场”的。
　　我们再来看《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左偏旁从“土”，汉隶习惯在“土”的右侧加点；右偏旁上从“山”，也是清楚的；右偏旁下的字形近“匆”，我以为乃“朋”字由篆变隶的变体。请看秦、汉时留下的“朋”字字形，特别是与之时间更近的三国时的“朋”字(图四)。可见，《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确实是从“土”、从“山”、从“朋”的“堋”或“塴”字。而不是从“土”、从“易”的“场”字。十分清楚。
　　这一字之差关系重大，试申其说。若释为“场”，于史无征。查东汉并无“场”的建置，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地方建置有州、郡、属国；县、道；乡、亭、里等名目。而且遍查《汉书》、《后汉书》均不见有“场”这一级的建置。因此若认为需要由郡守的属官“守史”来“监”守这个“北江场”，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
　　若释为“堋”，则于史有据。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乃壅江作堋，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成都)郡下，以行舟船。”《水经注·江水》更载明“作堋”的史实：“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人郫江、捡江以行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日湔堰，又谓之金缇。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陧者也。”《太平寰宇记》载：“李冰壅江作堋，蜀人谓堰为堋。郫江、捡江即下成都二江，谓之北江、南江者也。”
　　这个“北江堋”是都江堰渠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岁修任务繁重，故需由蜀郡太守派出其属官“守史”来“监北江堋”。由此碑可见：郭择、赵汜实乃两位不见于经传的东汉时期的监守都江堰的堰官，这真是千年以后新暴的一大也。
　　我们既释为“北江堋”，再来重读碑文，就能通顺达意了。如碑文日：“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傈，争时错作……”京，高岗也，《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北江堋地处高岗之地，故“冬寒凉傈”，不利冬修，所以郭、赵两位堰官才会提出要“争时错作”。此事还引来蜀郡都尉高靖的亲临督察，事体重大，高还带来“都水郭苟、任南、杜斯”等郡官员。碑文记其事：“陈留高君下车，闵伤黎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口作……”这个“陈留高君”正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任蜀郡都尉的陈留高靖，事见《续汉志·百官志》。另外，汉末高靖之孙高柔曾到蜀郡来迎其丧，事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又说：“景帝时更名都尉，有时不置太守，并职于都尉，比二千石。”所以，当时都江堰渠首江北堋的事务正该蜀郡都尉高靖主管，“监北江堋”的郭择、赵汜乃其责任下属也。
　　那么为什么碑文会称“太守守史郭择、赵汜”呢?这是因为，一则《续汉志·百官志》载：“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戌者，丞为长史。”下属为“史”，故可称“太守守史”。二则，既然都尉比2000石，从西汉开始有时还不设郡守，并职于都尉。所以，都尉的下属也同样可称“太守守史”。
　　在都尉督导后，经郭择、赵汜的努力，堋功告成，碑文日：“择、汜以身帅下，志……作……旬日之顷，堋口竞就备毕。”于是属下们以为“宜建碑表”。郭、赵之下属“时堋吏李安、傅阳，作者赵口卿、郑口、口口、彦口、苏子邛、定卿、杨叔财等百余人，报服恩施……出家钱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这就是立碑的缘起。
　　原来如此，立此碑是为都江堰渠首北江堋的堰功事，以留示继任官员的。前面碑文所说的：“择、汜体履仁义，结发修善”，“轻财重义，乡党所称”，“兄弟和雍”等等，无非是表功前的铺垫，犹如后代流行的“德才兼备”之类的褒辞耳。
　　综上所述，(1)东汉《郭择赵汜碑》是一件最早直接记述都江堰堰史的珍贵文物。它的发现是继《李冰造像铭刻》后，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同时，也向人们揭示都江堰地下还会有更多惊人的考古新发现。
　　(2)此碑的发现，第一次公布了东汉时期“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郭择和赵汜，以及他们的上下级官吏的姓名、职务，记述了他们有关堰功的活动。为世界遗产都江堰的填补了空白。
　　(3)此碑提供了巴蜀地区东汉末年极珍贵的有关历史信息，如有关于汉代经学史、郡县建制、乡党孝悌、刑狱幽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的多学科协作发掘。我们正翘足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