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乡愁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性　　乡愁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我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隐约萦绕着一种愈益浓烈的被称为“文化乡愁”的焦虑情绪，其负面效应已初见端倪。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乡愁本质上导源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距离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景观”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而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更使这种文化乡愁被赋予了悲壮性的使命。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文化冲突，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选择。

　　一、文化乡愁析义

　　应该说，乡愁意识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在西文中，“乡愁”和“怀旧”基本上是同义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含有回家、返乡和思乡的意思。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当时一种军队中士兵由于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霍弗尔认为，思乡病的生理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中脑中仍然粘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1770年前后该词被引入。19世纪中叶的化与都市化发展造成了的大规模迁移，流动的人群普遍怀念曾经的稳定生活，nostalgia的词义也就随之由个人的思乡扩大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抽象为一种时代的症候，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人群的漂泊状态。在里，“乡愁”一般是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情怀，当然这与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者王一川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乡愁在当下则“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可见，乡愁是人们感时伤怀的一种情绪，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含有情感的记忆与回望，它本身蕴涵着强烈的怀旧情绪。自19世纪末2O世纪初以来，西方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使得“乡愁”、“怀旧”逐渐成为心科的重要范畴；而从上个世纪5O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这一概念的病理学、心理学内涵在这个变迁的大背景下渐渐地被淡化，而其、文化学的意蕴则愈益凸现了出来。以至于一种作为思想运动的所谓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已经悄然兴起，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乡愁、怀旧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过去与故土，它便会或急或缓地涌流而出。一般而言，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前两个是其形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上层面。乡愁既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首先，乡愁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人类羁旅异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其次，乡愁是个和距离概念，离故乡愈远乡愁愈浓重强烈。再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的内容和对象往往是记忆中昨日的人与事。最后，乡愁还是个文化概念。因为有时，“故乡”或故园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把这个说成是“文化乡愁”，并曾解释道：“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新作《秦腔》后记中也表现出了同样浓烈的文化乡愁情怀：“我要以它(《秦腔》)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评论界有关专家认为，《秦腔》敏感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巨变中的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古老乡村的一曲挽歌，也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的确，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进言之，传统的乡愁往往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抽象、模糊的意象，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它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实指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那么，现代怀旧却正是乡愁本身。

　　二、全球化与中国乡愁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现代生产交往方式的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欧洲发端的生产交往方式，逐渐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并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全球生活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维空间、精神与等都发生着微妙的相应变化。

　　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面前，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多想，“古老的民族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似乎原来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一切规范都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都要被全球资本的消费格式化而重新编码。在剧烈而快速的时空置换中，正如美者斯诺所说，本世纪以前“‘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旧的文化习惯的被迫断裂和在新的生存方式面前的生疏与不适感，带给人们的震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前全球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工具的限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统治，服从宗族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全球化之世界性交往普遍化的状态下，由于固有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变动性、功利性特征，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陛而非地域性的存在。例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都有大量的在全球无声地流动、游走。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呈逐步衰减之势；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这一生存悖论使得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乡愁更为浓烈和真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碎了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之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确实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意味。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衡，而有了痛苦、失落、焦虑的负面体验；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的心理在此情形下得以同时产生。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以及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心理似乎成为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以为榜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唯是尊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国从来就未断绝过；即便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西文化“结合论”的思路，也常常因为难以在彼此之间掌握好分寸而左右为难。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顿生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而令人伤感的是，我们不是自觉自愿地而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便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去渐远、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认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本民族的体温。换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尤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大概是：

　　第一，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家”通常被视为生命的本源，所以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恋家”情结。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子思乡的神经。

　　第二，中国人由于具有厚重的乡土意识，所以常常是身在外而心在“家”，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

　　第三，相比起其他，中华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愈益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著。从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域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乡愁也变得更为厚重和悠远。

　　三、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从其效果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文化乡愁与传统怀旧相比，它所指涉的范围更为深广，显然拓宽了后者的视域而具备了开阔的跨度。现代怀旧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怀旧可被看做是现代人要求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自我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性。

　　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其限度的，我们也不可过分地高估文化乡愁的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旧主要体现为回归的姿态，它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望乡”现象。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乡愁与怀旧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逃遁，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置于意识的底部而隐藏、忘却了，以致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再想起；同时，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了、美化了，过去被赋予了一种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以致人们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做历史的真实，其实过去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好。因此，就文化乡愁、怀旧本身来说，在怀旧中寻找童稚与宁静本无可厚非，但要防止这一情绪的过度泛化而带来的消极性后果。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文化乡愁情结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首先，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全球化反映了西方掠夺性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当前，资本向全球扩张，“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依照文化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所以，我们要认清、承认这一现实。

　　其次，要以自信、健康的心态，大胆地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无论中西文化，还是南北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拟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亦效仿拜占庭帝国。”从罗素简短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借鉴是先进文化兴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都必须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常言道“有容乃大”，一种文化的容纳能力取决于它对其他文化的接纳程度和给予其他文化多大的空间，而文化容纳空间的大小又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所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是不和谐的引。

　　再次，既要珍视自己的历史传统，又要勇于改革创新。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史上所仅见，这使国人养成了自尊、自信、自立的文化心态，但是也因此给我们背七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养成了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负面心理，给学习外界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造成了心理障碍。

　　最后，在接纳异质文化优秀成分的同时强化文化认同。如上所述，由于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接受西方所给出的“全球化含义”，对现实的全球化，我们必须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