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邱培呸呸呸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在给各地经济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促使各地政府下大力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当地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地处沿海，经济外向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初步实现了“漂亮的转身”，其有益探索和做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

　　
　　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的广东，去年以来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备受国内外关注。为深入了解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产业转型升级的情况，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国际金融危机与应对”研究专题调研组于2009年10月14日～18日赴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专题调研，先后实地考察了15个企业和社区，召开了5场座谈会，广泛听取了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基层一线和部分企业的情况介绍。通过调研，我们深深感到，广东遵循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科学决策，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压力带来的发展契机，通过积极推进“三促进一保持”工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化危机为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之机遇，既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影响。
　　广东经济的外向度在国内省市中最高，去年的外贸依存度高达155％，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影响因此也更为直接和严重。第一，进出口增幅逐月回落。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下半年外贸增幅逐月回落，到11月转为负增长，全年外贸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远大于浙江、江苏、山东的下滑速度。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回落，进口转为负增长。全年加工贸易出口增长6.1％，增速比上年大幅回落12个百分点。第二，实际利用外资大幅下滑。第三季度开始逐月下降，环比月均下降超过20％，12月实际吸收外资仅5.53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单月吸收外资最少。第三，经济增长速度呈逐级下降态势。2008年广东GDP增长10.1％。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4.6个百分点，远大于全国的下降幅度。第四，工业企业所受冲击最大。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比上年回落8.8个百分点，工业利润比上年下降15％。在外需急剧萎缩的情况下，珠三角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去年共关停及搬迁加工贸易型企业4900多家；高峰时期，东莞市厚街镇的厂房空置率高达25％。管中窥豹，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国际产业发展规律表明，人均GDP达到五千到一万美元这个阶段，是产业结构快速变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由过去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转向研发设计、品牌培育、营销体系、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的滞后。可以说，工业化过程既是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更是经济结构持续调整转型升级的过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大多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弱，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逐渐显现。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信息进一步表明，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已发挥到了极致，需要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以赢得新一轮发展的先机。
　　在当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也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应对各种经济风险的根本之策，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所在。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全球产业布局的“洗牌”过程：落后产能被淘汰。新型产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与成效
　　
　　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科学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适时调整经济工作部署，制定了“三促进一保持”(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初步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一)未雨绸缪，科学决策，增强应对危机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际，广东的决策者们就开始研究改革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课题，谋划世界可能变局的应对之策。在对危机的认识和判断上，特别是在“危”与“机”的把握上，广东的决策者们始终保持理性的清醒和坚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金融危机是落后生产力之“危”，是先进生产力之“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是科学发展模式之“机”。为此，省委省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进一步制定了“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思路，加大力度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到2009年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危机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就地转型与异地转移的关系；“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扩大投资与促进消费的关系)。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了这些科学判断和强有力的举措，才增强了广东应对危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主动性，才没有被危机所冲倒；相反，危机带来的冲击正逐步被有效的应对工作所克服。(二)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双轮驱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从决策到实践都始终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作用。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激励性和限制性产业政策，在宏观上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公共平台，帮助地方和企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省政府先后出台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办法，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关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关于科技园区建设、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关于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构建了产业转移升级的一揽子政策。市场主体根据政府政策的激励或限制性质，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向现代产业积聚。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
　　
　　(三)将体制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广东十分注意通过体制优势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使企业真正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主体。早在08年初金融危机尚未显现之时，省政府就制定了旨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关政策。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财力物力和政策资源，决定用五年时间拿出400多亿鼓励和扶持产业转型升级，包括扶持欠发达地区完善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以竞争形式扶持产业转移园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产业工人免费技能培训，落后产能淘汰的财政补偿，自主研发和品牌建设资金扶持等；通过组织实施“十大创新工程”和重大科技专项，加快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实施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和企业研发税前扣除等政策；加强产学研合作，实施“百校千人万企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工程”，选派科技人员入驻企业，辐射带动一万家以上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各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措施从体制机制上激励企业转型升级。
　　市场的“倒逼”压力，政策有效的引导，体制机制的激励约束，逐渐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动力。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进一步坚定应对危机的信心和决心，反过来又激发企业重视创新，重视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和经营模式转型，从而建立更为内生的企业竞争优势。
　　
　　(四)引导产业向园区集中，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结合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广东制定了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实施方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行就地转型升级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制定实施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行动方案，加强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实施“千百十”名牌培育工程，着力发展一批名牌拳头产品、大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在实践中，珠三角各地坚持以高端产业转入促进低端产业转出，以增量引入带动存量调整。通过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和产业用地、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五)调整产品市场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的冲击，主要源自外需不足，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将外源型增长方式逐步转型为内外源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但以前基层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都不足。金融危机使广东的企业充分认识到，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同等重要，有了主动调整的积极性。政府因势利导，把调整企业产品的市场结构，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拓市场”的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广东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已初见成效。第一，产业转型升级已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干部和企业家都一致认为，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已经尝到了甜头。第二，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更足。调研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负责人，无论是省市领导还是基层社区管理者，都认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找到了应对危机的办法，对企业甚至是难得的机遇。第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等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速高于传统产业。广州市1～3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6.1％，高出工业增加值增长8.3个百分点。第四，实体经济快速复苏，增长势头超过年初预期。统计显示，广东整体经济已度过最困难期，转入稳健回升通道。前三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8.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6％；外贸降幅逐月收窄，从一月份下降31.1％收窄至九月份的8.3％；前三季度，进出口贸易总值为4269.7亿美元，同比下降17.7％，低于全国20.9％的下降幅度：实际利用外资从2月份开始持续实现正增长；工业企业效益逐月上升。1～8月全省城镇累计新增就业109.3万人，约占全国的1／6，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9％，低于全国1.6个百分点。
　　
　　三、启示与建议
　　
　　广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初步实现了“漂亮的转身”，既令人鼓舞，也极具昭示性。
　　
　　(一)应对危机的正确决策根植于对经济规律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准确定位。只有“未雨绸缪”，科学决策，才能化“危”为“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微调”之中，但这种微调是自发的、渐进的。而政府从政策层面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开始于2005年。当时，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旨在通过在欠发达地区建立产业转移园的形式，既促进珠三角传统产业的转移，也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遗憾的是，当时的市场“太好”，转出地区缺乏产业转移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转入地区也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平台支撑，更没有形成政府坚持不懈的战略，因此，效果并不明显。但这些工作为这轮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省政府加大了推进的力度，适时创新体制机制，增加激励性和竞争性资源配置。并把这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和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到金融危机实际爆发时，他们顶住各种压力，适时制定了“三促进一保持”的工作方针，加大推进力度，从而使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形成体系，在全省形成了共识，在实际工作中贯穿始终。
　　
　　(二)经济结构调整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长期任务，而非应对危机的临时之策。
　　从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系统各种矛盾长期积聚发生质变的终极体现。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但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没有很好地遵循经济(产业)成长规律。经济繁荣时不用调整也不愿意调整，经济萧条时没有能力调整，或无法支付调整的成本，甚至仍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去保护那些本应为市场所淘汰的落后发展方式和生产能力，结果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为此，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和产业成长规律。既要利用市场出现的倒逼机制，在危机来临时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也要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主动进行调整。
　　事实上，即便是在广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也并非一帆风顺。在07年底提出大力推动这一战略时便面临巨大压力和各种质疑。因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并承担无法预估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背后虽然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应该是企业主体的内生行为。但往往需要政府的外生力量的推动和制度设计的激励约束。否则，自发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要么可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要么会成为高成本的市场无序选择。
　　
　　(三)在应对危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广东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最早的省份之一。长期以 来，广东遵循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有效地构建了政府、市场、企业的“权力”边界，三者比较充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为”的经济“博弈”模式，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显现了效率。
　　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应该包括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这就需要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和经营环境的改善，以激励那些“软”创新的企业不被“错杀”。广东的经验表明，那些着眼于企业内部生产线整合、改善内部经营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加强设计创新等“软”升级行为，都是旨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转型升级，都属于政策激励的范畴，应该大力扶持。
　　
　　(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和相关政策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虽然是经济动态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微观主体的理性选择并不都能达到预期效果、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宏观层面的最优均衡，因此，极其需要相关体制机制和宏观政策相适应，而现有相关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结构调整是个“风险投资”，本质上“厌恶风险”的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经理人不会自动“入局”，而现行考核评价机制大多重视总量指标(如GDP增长、财政税收规模等)，忽视结构指标。因此，干部(包括企业经理人)考核评价机制必须改变。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谁先调整结构谁先吃亏。不调结构也许还得益”的状况，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可持续的自觉行为。广东过去两年的实践表明，把结构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以后，各地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积极性高涨。其次，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以资源配置模式相应的改革作支撑。目前的金融政策、财政分配和投入政策、资本市场规则等，还不适应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改革资源配置体制，使财政、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向优势产业倾斜，鼓励创新，鼓励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结构升级。要建立地方主导产业与资本市场创新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创新诱导作用。再次。要强化产业规划、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约束力，以保证产业转型升级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五)产业园建设必须与节能减排节地相结合。同时，应在省域范围内加强指导，统筹规划，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各类“园区”过剩，地区间无序竞争，浪费资源。
　　工业园区建设，有利于产业集聚，增强规模经济效益。目前各地的招商引资积极性很高，为了引进资金项目人才，投入巨资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园区或产业转移园，这一行为确实改善了投资环境，有助于招商引资，但如果缺乏合理规划和相关政策约束，就可能在异地重复落后产业。广东的实践表明，产业转移园建设的关键是要形成园区主导产业，强化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坚持科学而严格的规划和硬约束的产业政策。园区建设必须与节能减排节地相结合，保护环境，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在实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加快原有工业区的整合改造，把园区周边的零散工业用地整合起来，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六)产业转型升级必须遵循特定产业的演进规律。因地制宜，因“产”制宜，因“企”制宜，强调效益。切忌一刀切和一哄而上。
　　广东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特别注意处理好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就地转型与异地转移的关系，“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国内市场导向与国际市场导向的关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分类规划、分类指导、分批推进，采取了“退”(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夕阳产业必须就地退出)、“转”(有市场、可以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引”(引进新的技术、新的项目、新的产业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育”(培育新兴产业、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等一系列措施，使产业转型升级既做“加法”(引进、升级)也做“减法”(退出和转移)，从而保证产业转型升级的科学性和产业竞争力。
　　国际金融危机必然会重构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过去那种年均20％左右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情形也可能难以再现。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对国际经济新格局下我国的对外依存度问题和国内需求转型升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如何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地区和创新型企业，需要哪些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哪些系统配套的政策支持等问题，也将是未来政策研究中必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