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邱培呸呸呸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