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效率、总供求关系与经济体制 ——兼答胡汝银、张军同志

邱培呸呸呸

胡汝银和张军二同志对“短缺的需求决定论”提出异议的文章①，启发和激励我再就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总供求关系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效率和体制

在进一步分析有争议的问题之前，我认为应该先明确一下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免再在大家相一致的地方做“无用功”。首先，在我们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无效率现象，经济增长和供给扩大因之受到“抑制”，这是没有争议的。在逻辑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不存在争议，即：若假定总需求也就是名义国民收入是事先给定的（后面将讨论此假定），那么在所考察的经济时期内经济效率低下或进一步下降，没能生产出与名义收入或给定的总需求相符的产品，自然形成短缺或加剧短缺。其次，关于短缺问题最终应归因于经济体制，特别是基本经济体制，我认为在参加有关讨论的几位同志中，也不存在争议。在如何解释体制结构与短缺的关系上，虽有差别，但多数人都力图从一定的变量关系（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入手，将各方面的制度规定，体现在各种变量关系的生成和决定当中，而不是直接从基本制度“跳到”短缺或通货膨胀。②

二、关于“总供给给定”假定与“经济潜在总供给”概念－－体制改革与提高效率

胡文批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首先批评的是“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假定意味着什么。1．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假定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①（以下简称《大纲》）中，首先，指出了总供给本身也是一个变量，无论是“潜在总供给”还是“实际总供给”都是可变的；其次，特别强调了“潜在总供给”是依一定体制下效率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经验事实上看，在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上，总供给水平是不断变化的，效率水平也是有所变化的，但短缺的趋势？quot；过热“的趋势却是经常存在的，甚至已被人称为这种经济的一种”常态“。正是基于这种事实，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无论总供给水平多高（任何一种”总供给给定“）、增长率多高（我们的增长率不可谓不高），也无论效率水平发生怎样的变化，总需求总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从而形成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必须从需求决定方面去寻找短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既然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定体制下发生的总需求的膨胀，而与总供给水平高低没有本质联系，因此，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我们就可以先将总供给的变动问题抽象掉（或者，象我们在《大纲》中所作的那样，先将潜在总供给变动问题，包括效率变动问题加以说明，然后抽象掉），以便集中分析总需求的决定和形成问题。于是，在这样的理论方法背景下，我们采用？quot；给定潜在总供给”这样的假定。可见，并不象胡文所说那样，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只是由于采取了“总供给给定”这样的假定才推证出来的；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需求决定论，才引入了这一假定。放弃或放松这一假定，只是使问题分析起来复杂一些，却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而事实上，当我们说明了短缺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后，我们也放松了这一假定。比如，我们在《大纲》中阐述“过度增长不能消除短缺”和“过度增长加剧短缺”两个观点时，就指出了无论实际总供给提高得多快，总需求仍会膨胀得更快；本来是为了缓解短缺而扩大生产，结果却使短缺更加严重。1988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而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创80年代纪录，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总之，短缺的需求决定论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而是依赖于对一定体制条件下总需求形成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了抽象分析而作一些简化假定，理论工作者都清楚，这是必须的。2．“总供给给定”的“制度涵义”严格地说，我们在《大纲》中一直是假定“潜在总供给给？quot；；同时，我们还区分了”经济潜在总供给“和”技术潜在总供给“，当我们说”潜在总供给给定“时，指的就是”经济潜在总供给“。因此，我们的假定严格地应表述为：”假定经济潜在总供给为一定“。所谓”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指的是，当一个经济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充分有效率②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资本、现存技术和创新能力，所能生产出的最大量的产出。但问题在于，由于体制的约束，会产生各种效率损失，迄今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达到”充分地有效率“（只不过有的体制下效率水平高一些，有的体制下低一些），一个经济所能实现的潜在总供给，总是低于”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就把这种受体制局限而实际所能达到的潜在总供给，称为”经济潜在总供给“。它所概括的正是胡文力图说明的体制与效率、效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经济潜在总供给“这一概念所特别强调的一层意思就是：一定的经济体制，只能（充其量）达到一定的效率水平，否则就无所谓”受体制局限“（用胡文的话说是”体制的抑制效应“），无所谓”一定体制下的效率损失“了。而这就意味着：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再提高效率；或者说，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来提高效率。通过技术提高或技术改造所提高的是技术效率，而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胡文的基本主张，是希望通过改变体制、提高效率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是，《大纲》全书所要论证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体制的问题，而是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实证性地研究这一体制下必然会发生什么；而只要给定了体制条件，效率水平原则上就是给定了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效率提高的极限就是给定的。”效率“以及潜在总供给，是”真实变量“，而不象”名义国民收入“或”总需求“等等，属于体系中的”名义变量“；而”真实变量“的特征就在于，不动”真格的“，不在资源、技术、体制上有点真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特别是”效率改进的极限“不会发生变化。胡文也把效率低下归结为体制，比如一定的”分配规则“导致劳动者努力程度低、出现”在职闲暇“等等①，而他所提出的提高效率的措施，都是改革体制，但一论及改革体制，就变换了论题－－我们到底是在讨论一定体制下短缺的形成问题，还是要讨论不同体制下的总供求关系的差异问题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总之，”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本质上根源于”经济体制给定“，这不是我们任意作出的假定，而是服从于实证性地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特别是”短缺“现象）这一目的的。我们在提出论题之前，总要明确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就经验基础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总是一方面面对既定的资源存量和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面对给定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从而在理论上总能定义出一个在这一时期内、这一特定自然、技术、体制、文化条件下的”潜在总供给“和相应的效率水平。因此，”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在《大纲》的研究范围内，在对一定体制下短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理论中，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不仅我们，迄今见到的凡进行理论实证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也都无例外地采用了”潜在总供给为一定“的假定，就其论题而论，也是合理的假定（后面还会论及这种假定的合理性问题）。上面的分析已使我们逐步涉及到了总供给（我们这里主要指“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差异问题。二者在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上具有共同性，即二者的取值都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潜在总供给是由一定体制下所能达到的效率水平决定的，而总需求在许多情况下也是由一定体制下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决定的。但是二者也存在差异：潜在总供给更体现着经济面临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因此，它是一个真实变量（本身在计算上也是由实际产出加总构成的）；而总需求，在一个货币经济或信用经济中，则更受“主观性”的影响，它是一个与纸币发行量或信用扩张程度相关联的“名义变量”，并可由“预期”、“计划”等主观因素所决定。因此，在选择理论分析的前提假定时，我们首先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为不变的假定。是选择“客观变量”即不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改变的客观条件为不变前提，还是选择多少可“人为选取”的变量为前提？显然，我们只能选取客观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假定。不仅如此，在设定理论前提时，我们还要看看理论任务究竟是什么。宏观经济分析的根本任务有别于微观理论和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人们的主观“预期”、“计划”和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名义变量的总量与结构脱离了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和生产能力所决定的实际变量，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探讨如何避免总供求失衡，实现经济稳定。而这时如果我们将总需求这个名义变量假定为不变或给定，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了，宏观经济学也就不成其为宏观经济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短缺”或“超额总需求”本身是一个名义变量！无论我们说短缺由需求膨胀引起，还是供给不足引起，短缺或通货膨胀本身无论如何总是总需求这一名义变量大于总供给这一真实变量而形成那一块“虚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如果在解释一个派生的名义变量时，我们将另一原生的名义变量假定为一定，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最后，一个浅显而又实际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能力、资源条件、技术条件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等往往还是能够在做计划时估计到的，有些效率指标有时事后发现低于估计水平，也差不了太多，每年的生产计划（即总供给）从实物指标来看也大都能够完成（许多年份我们都是超额完成）；而名义国民收入、货币发行量以及总需求，却是经常“失控”、经常突破计划；年年喊压缩总需求却总是压不住，有时变动幅度还大得令人“难以容忍”。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状态下，以“总需求为一定”这样一个假定为前提的宏观经济理论，究竟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究竟是“潜在总供给为一定”这一假定更具有现实基础还是“总需求为一定”这个假定更具有现实基础？究竟哪一个更有利于实证地说明短缺或通货膨胀？3．也谈“政策含义”我们在《大纲》中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本身，没有“政策含义”，而只有“体改含义”。由于从长期看，计划者或政策决定者总能从“计划失误”中学习，不断调整政策，减小因政策失误造成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最后凡是现实中发生的总需求膨胀以及由其引起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将主要是由一定体制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目标的相互冲突内在地引起的，并且是政策所未能“医治”掉的。所以，说到底，从长期看，也就是从基本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总供求失衡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只有去除引起总需求膨胀的那些特定体制条件，我们才能真正医治短缺。可能有些“需求决定论者”如胡文所批评的那样认为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只要控制政府支出、投资计划和货币发行就能医治短缺（如前面提到的卡莱斯基），但《大纲》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科尔奈是一致的）。不过，上述观点并不排斥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也可能通过采取一定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一些指令性行政手段，减轻总需求膨胀和短缺或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一定时候，政府还可能通过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政策，实行紧缩与调整，使过热的经？quot；冷却“下来。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将紧缩政策只看成经济过热到一定程度、无法进一步再热下去的时候，政府或中央计划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调整和紧缩不过是特定经济体制下打断”短缺过热常态“的一种特殊方式和”非常态时期“，但我们也不否认它们能够对压缩总需求、缓解短缺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已被历次紧缩与调整所证实。而胡文指出”供给决定论“的”政策选择“是”提高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只是指政府对它所能够操纵、能够控制的那？quot；政策变量”或“政策工具”进行调整的方案，用其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其中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迄今还没有人能够把“经济效率”当作一个“政策变量”。这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因为经济效率是由体制内在规定的，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条件，是政策制定的前提，而不构成它的一个政策工具。政府可能每天都鞭策，号召人们提高经济效率，但人们未能提高，它也没有办法（想想我们的现实），因此无法将其当作政策手段，而只能求助于其他“工具”。不过这还无关紧要，因为可以注意到胡文所说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各种措施，实际都是体制改革措施，因而可以视？quot；定义“上的一种差别：我们不妨就将体制改革也定义为一种”长期政策“，毕竟体制本身在长期内也是可以改变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第一，从短期看，当短缺严重，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生过热，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加以对付时，能否指望依靠”提高效率“来缓解短缺？体改是件长期的艰巨的事业，一时难以奏效，效率提高不上去怎么办？我们这些年有时短缺或通货膨胀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和缓解，但无论哪一次都不是依靠”提高效率“，相反，在改变总供求失衡状况的过程中，经济效率还在继续下降！（比如1989年以来的治理整顿就无论如何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这首先令人怀疑实际经济工作者怎么能在面对短缺和通货膨胀时去”选择“提高效率作为”政策措施“。第二，从长期看，假定体制改革能够进行，如果仅进行那些着眼于提高效率的体制改革，而不进行那些有利于抑制需求的改革，还是不能解决总量失衡的问题。事实是，80年代在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以及逐步放开价格等项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之后，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应该说有所提高，但是，正因为没有触及那些决定需求膨胀的更基本的体制因素，包？quot；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内部缺乏对收入分配和“公款消费”的内部制约机制等等，所以在80年代中的同一时期，总需求膨胀问题的严重性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理论来加以概括，又究竟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选择”？四、小结：正确区分不同的理论问题

胡汝银同志对“缺乏效率”问题的深恶痛绝，我也深有同感。如果让我回答过去和当前我们经济中总供求失衡问题和缺乏效率问题哪个更有害、更急需解决，我将回答“缺乏效率”。短缺或通货膨胀，尽管会引起社会不满、会引起过度增长和经济波动，但它们本身毕竟还只？quot；名义变量“问题。而效率低下，资源浪费、配置不当，生产活动不能提供应有的有效产出，才是真正的”福利损失“。但是，深恶痛绝是一回事，在理论上如何处理是另一回事。虽然总供求失衡和效率低下不能说绝对无关（它们同出于一个基本经济体制，本身就说明二者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却毕竟是不同的问题，在理论分析中应加以适当的区分，将其各自放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应有的位置上，加以正确说明。效率低下”最可恶“，但也不一定就是“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