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研究

紫霞小仙子

      摘要：本文从当前供求的基本形势出发，分析当前内需不足的原因，对1998年以来中国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作一个简单介绍与评析；对是否减税和如何减税以及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等问题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内需；农业税；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予税；税收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一种由政府实施的反周期的宏观调节方式，其宏观调控目标是扭转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偏冷和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形势。从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年复一年地长期坚持，必然要在完成反周期调节任务后逐步淡出。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关键性前提是其基本目标得到了实现，具体标志是经济运行由冷转暖的拐点已经稳定地形成，即经济增长曲线稳定地由下滑转为调头向上。
　　2002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正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格局，而2003年由于存在美伊战争和非典型肺炎等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现在还不能断言经济回暖的稳定拐点已经出现，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继续实施一段时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然是逐步的和渐进的，否则，势必导致2003年经济增长明显的下滑波动。我们知道，近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采取的是增支的办法，即“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无可否认，我国运用税收杠杆的方法还不多，运用税收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政府如何充分运用相机抉择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是今后一个时期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因此在内需不足的经济形势下，研究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供求的基本形势及当前内需不足的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供求形势，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较低，分别为58.1%、59.7%、60.8%、60.6%（发达国家一般在70%左右），库存商品达3万亿元，国内86%的产品供过于求；2002年的居民消费价格在2000、2001两年涨幅恢复上涨之后，又一次出现下降，2002年1～12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下降0.8%，降幅比001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2001年同期下降1.3%，降幅比去年同期增加0.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1998～2002年来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5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1999年国家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共征收了700亿元，但截止2002年底境内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高达8.7万亿元。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看，市场物价仍在低位向下运行，通货紧缩压力依然很大，内需依然不足，内需不足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又是个人及其他非政府的消费需求不足。当前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启动乏力。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放慢，已从1996年的9%下降到1997年的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2000年的2.1%，2001年虽然扭转了连续四年增幅下降的局面，回升至4%以上，但其回升的基础仍不稳固。1998～2001年农村市场销售年平均增长8.3%，增速低于同期城市销售增长1个百分点，较多的农村人口与较低的农村市场销售份额极不相称。到2001年底，我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高达62.3%，而农村零售额仅占全部零售额的25.2%，即占全部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仅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1/4.从消费结构上看，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因此，目前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二）城市下岗失业人数增多，困难群体范围扩大。困难群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扩大到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等在内的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三无人员”占低保对象的比例，1997年为56%，2001年仅为9%，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上升到91%.
　　（三）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预期收入不理想，预期支出明显增大。我国采取社会统筹方式征集社会保障资金，尽管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还不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保障水平偏低、覆盖范围有限、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致使老百姓在消费过程中必须考虑自己面临下岗、失业、生病、老年以后的生活，对未来消费预期处于不理想状态，不敢或不能大胆消费特别是信贷消费。据统计，我国累计下岗职工仅国有企业就有2700万人，近5年实现了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为1800万；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1亿人，医保参保人数仅90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1 500万人，2001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仅604万人。
　　（四）投资对国债的依赖性增强，民间投资增长比较缓慢。五年来，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投资呈现加快增长趋势，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增强，但投资的加快增长主要是增加国债及相关配套投资作用的结果。1998～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71.5%，比上世纪80年代高6.2个百分点。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0.4%，增幅低于同期国有及其他单位投资2.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7.8%，呈现回升的势头，但仍比国有单位及其他投资增速低6.6个百分点。
　　（五）影响消费的税制结构不科学。一是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收入占税收收入近60%，发达国家则以所得税为主。可以说，所得税不仅反映国家税收的增长，还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形成购买力拉动消费；流转税则不考虑公民收入高低、企业盈利多少，如果流转税增长而企业亏损、个人收入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抑制消费。二是遗产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税种尚未开征，土地增值税等抑制经济发展的税种尚未停征，这对拉动消费具有不利的影响。三是个人所得税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增加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未能很好体现。
　　二、1998年以来我国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简析
　　（一）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一是在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每年减少税收100亿元，对启动房地产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从1999年7月1日起，各类企业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这是一项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投资额；三是对中小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该法规定：鼓励对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捐赠和各类依法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对几类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免征所得税，实行税收优惠；四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经济实体的企业所得税实行优惠；五是四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目前已降至2‰。
　　（二）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1999年我国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1999年为刺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出台了有关房地产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政策。2002年2月10日，我国出台了《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三）金融业税收政策。一是降低金融企业的营业税税率，并从2001年起分三年营业税率由8%降到5%；二是调整金融保险坏帐准备金税收政策，对其按提取呆帐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计提的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二是给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税收优惠；三是对黄金交易实行增值税优惠。
　　（四）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高新技术方面的税收政策。一是对冶金联合企业矿山铁矿石减征资源税；二是对利用废物生产和回收原料减免增值税；三是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
　　（五）科教文卫方面的税收政策。一是对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育实行税收优惠；二是对职业教育实行所得税优惠；三是给予民办教育税收优惠。
　　归纳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税收政策，得到两点结论：一是近年来的税收政策调整是有增有减、以减为主的结构性调整；二是这种税收政策的结构调整在特定的阶段并没有引起税收减收，相反税收收入还保持持续增长。
　　三、能否减税和如何减税的税收政策选择
　　从一般规律和各国实践看，在经济增长滞缓时期，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通常采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收入的做法，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看，虽然税收政策也有所调整，但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方面在于利用国债手段筹集资金，扩大政府支出规模，重点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在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方面，理论界形成了“减税无效论”和“结构性减税”两种主要观点：
　　其一，“减税无效论”。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采取减免税的措施，其理由如下：
　　1.经济和税收环境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一发而不可收拾。
　　2.税制结构的制约。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指直接税（即所得税）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而目前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减免间接税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最终消费的效果也不大。
　　3.税收占GDP的比重过低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30%左右，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2002年我国这一比重只有16.7%，可以说我国不具备减税的空间。
　　4.产业结构的制约。在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合理、急需调整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减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也容易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越发扭曲。
　　其二，“结构性减税论”。认为我国在当前的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实行结构性减税可行并且是有效的。其理由如下：
　　1.中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偏高。目前，我国增值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同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等国为30%，美国实行5%、18%、25%、33%的四级超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中国低，最高边际税率同中国相同。如果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