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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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




——以俄罗斯转型前10 年的结果为例

   内容提要: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是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在转型前10  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它是导致俄罗斯在20  世纪90  年代经济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等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政策,  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转型绩效的视角，结合俄罗斯的转型实绩及其政策结果，做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近年来，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败，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经是一个事实，是实证性的记录（empirical record）。其转型经历表明，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转型政策，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良好绩效，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日益广泛的探讨，研究转型问题的资深学者及政府人士，都在反思并探讨其原因。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渊源——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实践及其效果的视角，对俄罗斯前10  年的经济转型做一定的分析与评述。

    一  新自由主义转型政策的出台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逐渐盛行，并在西方理论思想界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指出，许多国家对在拉美国家所实施的10项政策工具已达成共识。①这是“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雏形和标志性事件。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凭借其能够提供贷款与推进结构改革等手段，在拉美和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出台，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蔓延，这一理论以及政策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制度转型与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其核心思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化’）、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认为它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讨论集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大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并得到国际著名学者和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随着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自由主义学说迅速传播到一些转型国家。“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转型实践，并且对转型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此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但是拉美国家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却能够在90年代在捷克和俄罗斯等国家被推行。在俄罗斯推行的背景是：由于俄罗斯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几经失败，俄自认为原因在于其缺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策略与理论指导，西方的顾问们和国际经济组织出于政治等方面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一方面，“休”式的激进政策与俄激进民现普遍的滞涨和经济危机，经济自由主义再次形成为一种主流派别，其理论和政策与古典自由主义大同小异，故称新自由主义。

    主派政府当政者叶利钦、盖达尔等人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主张相吻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俄罗斯，当时迫于国内经济恶化、面临危机的社会压力，西方国家趁机对俄既拉（给以经济援助）又压（迫使其接受西方价值观），俄顺从了西方国家和组织提出的转轨政策以及其他要求，接受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对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过程和市场运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二  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俄罗斯的推行及论争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俄政府和学界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政策和理论方面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也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作用；在转型政策与方法上，实行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经济转轨，并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俄罗斯已被付诸实施的“华盛顿共识”，也即“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另一派是以一些著名学者为代表的学院派，与叶利钦政府和激进民主派相对立。他们赞成并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俄罗斯的转型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些学者包括俄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等人。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始终不占主流，而是被边缘化。

    面对不断加深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学者们不断地在反思转型政策。前一派对此的解释是，认为激进的改革政策未能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实行；后者则提出，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危机是俄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总之，虽然这两派对于转轨政策的主张不同，但是都将俄罗斯的转轨绩效不佳与其所推行的政策——“休克疗法”相联，激进民主派将转型绩效的失败归咎于“休克疗法”政策执行得不够彻底；而在学院派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俄罗斯执行了“休克疗法”的政策。由于“休克疗法”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强制推行与恶果，使得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政策的较量，一直是俄政治世界经济斗争的较量和各派政治势力对抗的焦点。

    （一）俄罗斯前10年转型的“精髓”：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政策核心在苏联解体后，独立后的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作为指导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工具组合的“休克疗法”，它不仅仅是俄政府用于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政策，还加进了制度转型的一些重要内容。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和现代货币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自1992年1月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向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国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正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

    （二）“华盛顿共识”旁及的理论纷争：西方经济学说对俄罗斯转型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②实际上，它是关于转型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模式的论争。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只要上述经济转轨政策得以实现，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和实现经济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被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

    第一，转型政策工具的基础理论来源。

    今天看，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基本上是抄袭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某些理论学说。热若尔·罗兰对此指出，转型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础教科书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私有化，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认识导向下，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就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还有一种观点在当时也很流行，即强调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而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但是，俄社会当时尚存的计划经济“遗产”表明，俄罗斯缺乏市场交易的制度基础及必要的规则。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和市场制度是完善的，而在转型国家，当时的情况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一些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误解和神化，使得俄政府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这是俄国出现了长久的社会失控、经济衰退和深度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市场秩序严重混乱等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全面自由化与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关联。

    在俄罗斯等国家的转型经济中，迅速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产量、价格和就业等的变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等都可以通过对货币供应的管理进行调节。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家，执政的民主派主张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来实现经济调节，替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这一理论导出了自由化经济政策，国家一方面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的实践中，俄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财政和货币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发行。但是，由于俄罗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是一种供给短缺型的通货膨胀，国家垄断仍然严重，非货币交易盛行，这种长期货币紧缩的政策，造成了俄生产难以恢复、企业间实物交易与拖欠巨额债务等现象。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西方学者将俄罗斯过渡时期的这一现象称为“虚拟经济”。这导致俄政府在20  世纪90  年代处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之中，其实质是一种“政府危机”。

    第三，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实行广泛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华盛顿共识”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美国学者萨克斯在1990年曾经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但他并没意识到，当时“除了黑帮成员和党任命的经理外，有足够资本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后来，萨克斯提出采取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拥有企业股份。今天看，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并没能缔造出当年所设想的企业家阶层及其私有经济的效率，而是：（1）国有资产大量流向官僚垄断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使私有化能够大大增加国家预算收入曾是俄私有化的初衷之一，但私有化给俄带来的收入却少之可怜。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对私有化结果的分析被认为最具权威。他透露，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2）“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说法，俄国领导人往往用世界银行的要求，压制人们对私有化的批评；而腐败无论从政治稳定还是改革的继续两个方面都引起人们的担忧。（3）俄罗斯的很多官僚垄断集团和所有者阶级，都曾是前苏联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民被迫接受了私有化方案。因而，也正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国际上和俄国内所受到的指责、批评和抨击最为强烈。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反思时也承认,“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

    第四，“西向化”思想的产生与现实矛盾。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俄罗斯等国试图实现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西方坚持建议俄罗斯采纳其民主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改革者如盖达尔等人迷恋并且不顾俄国的现实，照搬自由主义思想。萨克斯坚持认为转型国家改革“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的是依靠西方”。西方国家在传授其理论、学说和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价值观传授给俄罗斯；另一方面，由于俄在转型之初所推行的理论和学说基本上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而言，鉴于俄的体制遗产、文化传统、制度基础等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有天壤之别，因此“并不存在把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捷径”。例如，俄曾从西方借鉴的《私有化法》、《公司治理法》等多个法规，后来都证明与俄国情差异较大。

    （三）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

    对于俄罗斯等国在转型期所出现的经济危机，人们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现在，来自国际上更多学者的实证分析表明，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俄经济转轨政策与策略失误的重要原因。从实证的角度看，俄国经济转型的前10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大危机，其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与衰退。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10年后却仅为中国的1/3。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的转型，对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来说，它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休克疗法”的转型政策，不仅摧毁了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由于这种政策的实行及其影响，俄罗斯形成了一种扭曲而畸形的过渡经济社会形态。其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掠夺性。以掠夺方式获得资产，是俄罗斯当今国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实质，也是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特性。之所以称为“掠夺”，就在于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比较合理的经营，而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俄罗斯转轨的10年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的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利用政权势力掠夺和控制经济。

    第二，官僚性。它的特征是“寡头”（oligarch）垄断，也被称为“亲权性”，即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近。俄罗斯的暴富者和“新俄罗斯人”在致富的过程中，都具有这一特点。其表现形式可以归纳为：俄罗斯首富进入政府、各工业金融集团的代表人物跻身议会和控制媒体、干涉政府立法和左右议会选举等。俄在私有化后形成的各种官僚垄断集团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不少经济寡头直接渗透到政界内，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国外。

    第三，强制性。俄罗斯上述转轨政策严重脱离俄国国情，缺乏经济社会基础，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只是掌握政权的极少数群体。这个巨富的群体被称为“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则被视为“寡头”，鉴于这一群体与“官僚集团”的合流，又被称做“强力阶级或集团”。因此，“休克疗法”的转轨政策，既不符合市场经济演进的逻辑，也不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而是由少数人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

    第四，政治性。俄推行的转轨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只有废除公有制和通过实现私有化，才能够摧毁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俄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即在于此。这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右翼”理论，而且也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

    当然，这里还应看到，俄罗斯前10  年转型的失败，是受多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结果。其中，来自叶利钦个人因素及政府频繁易人、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与干扰所导致的政局动荡等，也是造成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经济萧条和长期停滞的要因。俄罗斯前期转型的实践，使普京政府认识到，创建市场经济制度比当年所想像的要艰巨得多，时间要长得多，因此，普京政府逐渐摆脱叶利钦时代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转而实施务实而有效的经济政策。
三  “后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际上和俄罗斯的学者，都在反思来自转型的教训，特别是对俄罗斯前10  年的经济转轨的经验进行总结。美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国际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前10  年经济转轨的政策是失败的。在他们看来，导致俄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最先抨击“华盛顿共识”弊端的美国学者是斯蒂格利茨。他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对转型国家的误导进行了批评，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些失败的更深层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最著名的国际学者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国际学术界对于来自俄罗斯等国转型的共识可以概括为“超越华盛顿共识”，其基本要点是：

    第一，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重新思考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现在，由于中国转型的成功和俄罗斯前10  年转型的失败，俄罗斯等国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增长的滞后性等问题，促使各国和经济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学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观点，以斯蒂格利茨等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充分和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失灵是一种常态，所以，国家干预必然会存在。转型可以被看做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完美合作的持续的寻求(其实永无止境)。而且，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干预的问题不在于干预的多还是少，而在于干预是否得当。第二，提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支撑（institution underpinning）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转型结果所带来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以适宜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就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俄罗斯等国转型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产生过多经济社会混乱的前提下平稳地实现制度变迁。更为复杂的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必须保持人们对转型的政治支持，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恰恰与制度变迁的这种不确定性发生悖论，从而产生社会动荡。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及变革特点，不仅强化了人们对制度经济学观点以及完善“转型制度”的思考，强调了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如何作用于制度转型，并构建更为成功的制度，而且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各种组织结构与制度的互动互补的兴趣以及对比较经济学的新探索。第三，充分肯定渐进-制度（或称演进制度）观点。国际上一些学者批评了“华盛顿共识”所造成的错误，使得俄罗斯在一些领域出现重大意外，例如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国有资产被侵吞、利益集团的强大、黑手党和普遍的犯罪等等。一个得到多数学者肯定的观点强调，“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不是经济转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激进的“休克疗法”政策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方式，只能造成过渡时期经济控制的制度真空，经济大幅度衰退。这一点，正是苏联和中东欧市场化转轨起步时的最大政策失误。为了说明和对比“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后果，美国和国际上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并肯定了中国称为“循序渐进开展的渐进-制度观”的改革路径。这些看法应该视为与“华盛顿共识”所不同的“新共识”。认识“新共识”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国际学界和更多的人对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转型”及其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来自于实践的理论认识，为今后各国的转型提出可以汲取的经验与教训。与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前10年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获得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因此，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等国在转型政策及其失误、甚至导致转型前10年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负面影响应该予以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