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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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摘要]一年多来，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机制，二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前者更为重要，它决定了后者；但后者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更多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个国家必须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根据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和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决定是否改变和何时改变本国的汇率水平和汇率体制，否则，对经济带来浩劫的货币危机最终将不可避免。

　　一年多来，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机制，二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前者更为重要，它决定了后者；但后者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更多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汇率问题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必须置于经济全球化之中，特别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加以分析研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缺陷：少数几个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全球经济的货币，这种安排对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它既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额外的成本（外汇储备），又增加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额外成本不断增加，经济脆弱性不断增大。
　　在这种不完善的全球货币构架中，许多国家在管理汇率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经验表明，要找到一个适应所有国家和不同发展时期的最优汇率机制是不可能的，确定最优汇率水平就更加困难。一个国家必须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根据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和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决定是否改变和何时改变本国的汇率水平和汇率体制，否则，对经济带来浩劫的货币危机最终将不可避免。
　　
　　一、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
　　
　　汇率定义为两种货币的相对购买力，即两个国家可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相对价格。这些价格是两个国家间（假定这两个国家都是市场国家，而非中央计划国家）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信号。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比如经济增长率、工资、通货膨胀率、生产率、财政状况、经济结构、消费者偏好等）发生变化时，这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长时间固定其汇率，汇率这一市场价格信号将发生误导，导致资源失配。以人民币为例，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就一直叮住美元，兑美元汇率在8.3人民币元/美元之间小幅波动。在过去的近十年中（1994～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8.8%，是美国2.9%的3倍，通货膨胀率基本一致，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相对购买力需要调整，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导致我国国内以及中美跨国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水平，我国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出口部门而不是用于国内需求。
　　浮动汇率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面对外部经济冲击时可以作为经济缓冲器或自动稳定器。比如，若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突然大幅度下降，将导致我国出口减少，进而影响我国的生产、收入和就业，这对我国来说就是需求冲击。这一需求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的大小会因汇率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固定汇率情况下的影响程度要大大高于浮动汇率。因为在浮动汇率下，需求冲击将自动导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而改变相对价格，引导资源在对外部门和国内部门之间重新配置，使总产出、收入和就业的调整幅度减小。
　　汇率配置资源和充当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决定了一个国家应采用浮动汇率机制。
　　
　　二、固定汇率机制的利弊
　　
　　汇率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目前，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其价值不是由黄金或贵金属支持的，而是依赖于公众的信心，因此保持货币的稳定是维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关键所在。但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在维持本国货币稳定上似乎缺乏信任和能力，往往导致本国经济出现高通货膨胀或超级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和政治动荡。因而许多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作为“锚”来稳定本国货币价值，从而稳定国内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采取固定汇率机制和固定汇率政策。
　　在浮动汇率体制下，外汇市场的上汇率超调或过大波动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汇率的波动很难用经济基本面加以解释，从而给市场配置资源发出错误的信号，使投资者和贸易公司无所适从。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浮动汇率体制采取不信任态度。
　　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固定汇率还可以减少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升水，给贸易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在相同的预期回报率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更愿意在实行固定汇率体制的国家投资，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风险厌恶”。中国的超稳定固定汇率是过去几年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
　　当然，固定汇率机制也有负面影响。固定汇率体制导致本该由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共同承担的汇率风险全部由政府一家承担，政府成为企业和投资者的免费保险者，贸易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在决策中不必要也不会考虑货币风险。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恰恰是发展中国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固定汇率下，一旦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形成后，政府只能单枪匹马、孤立无援地与市场力量包括投机者抗衡，往往难以取胜，即使成功捍卫了汇率也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铢失守，其他东南亚国家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就是例证。相反，在浮动汇率体制下，企业为防范汇率风险，会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其资产结构，汇率水平高低往往是市场参与者之间搏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与市场参与者较量的结果。
　　
　　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要汇率机制
　　
　　为平衡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势和不足，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汇率体制。按照货币汇率浮动的程度，可分为美元化（把美元或其他硬通货做为法定货币）、货币局（香港等一些国家或地区采用，本地的货币发行完全由美元的净流入量决定）、固定叮住汇率（本地货币以固定汇率叮住一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固定浮动范围汇率（规定汇率的浮动区间）、爬行叮住汇率（按预先确定的指标如通货膨胀率等，定期调整汇率）、爬行浮动汇率（按预先确定的指标如通货膨胀率等，定期调整汇率浮动的范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不预先设定浮动范围，但中央银行可能主动干预外汇市场减缓市场波动）、自由浮动汇率（尽管中央银行干预市场的情况会偶尔发生，但汇率由外汇市场决定）。
　　然而，在协调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作出妥协变的更加困难。过去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要么采取固定汇率要么采取浮动汇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亚洲、俄罗斯、阿根廷、巴西等国家相继发生），多数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当前，在30多个与世界经济基本接轨的主要新兴国家和转轨国家中，只有中国和马来西亚采取固定汇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国家融于世界经济后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国际资本包围之中，按照“开放经济三难选择”理论，一个开放的经济，要同时保持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三个目标只能选其二。中国能较长时间维持固定汇率，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仍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主要得益于资本的控制，马来西亚也是如此。随着中国逐渐放松资本帐户的管制，并最终使资本自由流动，维持固定汇率变的困难重重。
　四、汇率调整的“政治经济学”
　　
　　汇率变动除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宏观经济稳定外，还影响收入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有的部门和群体获得利益，有的部门和群体遭受损失，汇率变动的政治经济学往往成为头条新闻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遭受损失者往往比收益者更有组织性和政治势力，他们会不遗余力游说政府保护其利益，并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影响民意。而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和组织程度远不如受损失者。这种不平衡使政治决策产生倾斜。在美国，要求重估人民币的压力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少数从事夕阳工业的部门，而这些部门无论是工会还是业主恰恰具有组织性强的传统。而收益者主要是享受价廉物美的广大消费者和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他们保持了沉默。
　　同样，在中国，汇率政策争论也被一些潜在受损失者的反对声音压倒。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的利益将要受到极大的损失，但一般消费者却可从低价进口商品中获利。同时，人民币升值，将迫使企业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率，外商投资企业也不得不提升其投资的质量。当然，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至少在短期内就业压力会加大。但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历史上计划经济的产物，不是汇率政策能解决的，经济研究已经证实，中长期内，汇率变动是中性的，汇率和就业没有相关关系。
　　
　　五、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五大工业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核心内容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从1985年9月中旬的240∶1急剧攀升到1985年底的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已升值一倍。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48%。有些分析人员把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相比较，认为日元的升值是日本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据此得出结论，中国不应该在国际压力下升值人民币，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陷入衰退之中。这种类比牵强附会，缺乏深度分析。
　　首先，1985年以前，美元被认为高估，美元贬值是对其币值高估的矫正。从1985年2月开始，美元就开始贬值，到广场协议达成时，美元兑日元已贬值20%。
　　其次，尽管日元升值，日本1985～1991年的GDP年均保持在4%左右的增长速度。相反，美元贬值并没有使美国经济避免经济硬着陆，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1990～1991年，美国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
　　第三，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低迷不振有许多原因，广场协议至多是其中一个原因。一般的认为，日本经济增速减慢是一个成熟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水平后的自然反映。相反，中国经济不管用什么经济社会指标反映还远不是成熟经济体，无论是人均收入、技术水平，还是人均资本占有等，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和日本相比差的更远。
　　第四，1985年之后，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与美国继续保持巨大的顺差，说明汇率贬值并不一定带来出口的恶化。
　　
　　六、人民币的合理汇率水平难以确定
　　
　　许多分析家认为，目前的人民币严重低估，低估的幅度在15%～40%不等。实际上，两种货币之间的均衡汇率如何估计，在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激烈的争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均衡汇率是短暂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声称人民币低估的分析家都是依据人民币相对美元的相对实际购买力来估计人民币汇率的，如果按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计算，从1994～2003十年内，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升值7～8%。从1998～2003的5年内，由于中国物价水平低于美国，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了5～6%，因此，按中美两国相对购买力估计汇率依赖于基年的选择。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实际有效汇率法估算（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按贸易加权计算的实际汇率），1994～2003年，人民币升值2～3%。如果使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中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计算，即所谓“绝对购买力平价方法”，现在的人民币汇率低估3倍。
　　
　　七、中国汇率体制的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民币已成为周边一些国家的硬通货之一，人民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货币不是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实际上，一个国家要改变汇率机制并不十分困难。我国可先从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做起，逐渐转向浮动汇率。同时，加快相应的配套改革，如中央银行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保持货币政策要独立性；深化外汇市场改革，建立期货和期权市场，使投资者能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规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防范货币和金融危机等。改革的进程越明确，改革的步骤越透明，人民币投机压力带来的经济危害性就越小。
　　中国应该制定改革汇率机制的日程，实行浮动汇率是长远的、最终目标。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除此之外，没有更完美的估计合理汇率的办法。汇率变动几家欢喜几家忧，然而，政治经济学的考量不能以经济效率和稳定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