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俗语与汉民族的本土文化特征初探(一)

晴格格

[摘要]  本文通过对汉语俗语的论述，结合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的特征，对汉语俗语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俗语    汉民族  本土文化   价值取向

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俗语是一种以极少的文字反映多信息的语言形式，言简意赅是它的优势。它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因此，它又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拥有了一大批使用者和传播者。它不是某个专家学者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产物，而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用集体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朵奇葩。因此，在俗语这个简洁的形式里面，就希杰先生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手段，是社会的窗口，是个人心灵的镜子，是古代生活的活化石。”俗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活化石的重任。
一、俗语语言形式的选择就是一种本土文化的折射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积淀。”汉语俗语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哲学思想等，都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留下了或隐或现的烙印。
1、俗语重形象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汉民族偏重表象的思维是一种近乎“形象思维”的模式。这不是说汉民族的思维品质不好，或是汉民族的原始思维模式就是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的，汉民族习惯于以感性的成分就占了优势，而理性的成分就显得薄弱了些。这种思维的模式体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就是：强调形式的完整性，语义的形象性。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在结构形式上，俗语具有比较完整的句子结构。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主谓宾齐整；“吃了砒霜药老虎”，是个连谓语句。甚至还有紧缩复句形式的俗语，如“上梁不正下梁歪”、“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俗语在语义的传递时，特别注意语义形象性，俗语的形象性往往是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实现的。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是通过比喻手法，比喻不管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一样的坏。用“乌鸦”来比喻黑心肝的坏人，再形象不过。“大丈夫顶天立地”是通过夸张的手法，形容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形象高大，气概豪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旧时佛家劝告人行善改恶的口头语，它通过对偶的形式，告诫人们做好事就有好报应，做坏事就有恶报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臭皮匠”、“诸葛亮”又是使用的借代手法，“臭皮匠”代平常之人，“诸葛亮”代足智多谋者。其余如使用比拟手法的“庄稼不认爹和娘，功夫到自然强”；顶真手法的“林多水多，水多粮多”；使用摹状手法的“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使用双关手法的“要打当面鼓，莫敲背后锣”。又由于俗语是劳动者人民创造出来的，因此，俗语在词汇的选择上，也颇具平常心，大多选用朴实无华，平实易懂的词语，这样就使俗语更具平民风格，更平易近人，这也是俗语千百年来得以常兴不衰的原因之一。
2、汉民族这种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在汉语的俗语中，词的独立性极差，词的意义，就词本身而言，在俗语中不能很好地独立展示，有的词义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一条俗语的意义要用整体的、相对的宏观的目光去审视，而决不能用1加1等于2的思维方式套用到俗语的理解上。如果肤浅的用1加1等于2的模式去看俗语的话，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俗语，仅仅是几个词义的迭加，而几个词义的简单迭加后所得出的俗语的含义，有时与俗语真正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充其量也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等，这些俗语中词的个体符号意义在整条俗语的表现上，已显得微乎其微，读者必须用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甚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方能悟出其真谛来。
3、汉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汉民族喜爱四平八稳，以对称为美，喜欢成双成对，两两照应。表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俗语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的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千尺有头，百尺有尾”、“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等。在语音形式上，俗语讲究音律美，讲究顺口，便于一气呵成。俗语虽在平仄及韵律的要求上不如做诗词那么讲究，但广大人民在创造它时，由于大多数是口头代代相传，于是传来传去，留下顺口的，去掉拗口的，无意之中，就使得俗语意韵和谐，平仄有致，琅琅上口。如“祸到临头再念佛”、“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又如“太婆今年八十八，曾见东南阵头发”，押花韵，合发花辙：“死了张屠夫，不吃浑花猪”押模韵，合姑功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押痕韵，合人辰辙。
4、汉民族性格较为含蓄，说话不显山不露水，因此在俗语中，比喻、一语双关等修辞手法也广为运用，如：“爪儿只拣软处捏”是比喻那些专门欺侮弱小的事；“狗改不了吃屎”是比喻暗示人改不了做坏事的本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使用双关手法，表层的意思要打开天窗透着光亮说话，实际上指不要遮遮掩掩地，要说明明白白的话。“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含蓄地告诫人们看问题要看实质，而不能只看外表。在诸多修辞方法的使用上，比喻又占绝对的优势，因为比喻既通俗易懂，又不失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表达的性格特点，两全其美，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5、汉语俗语的用词也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特征，有些俗语，你不用去考证它是出自江南水乡，还是来自黄土高坡，俗语本身就外泄了它的春光。如“车到山前必有路”和“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两条俗语，其意义是一个指向，但从俗语的词语的选择上，前者是“车”与“山”，后者是“船”和“桥”，这些事物都带有明显的乡土地理特征，不用考证，便可知前者来自山区，后者出自水乡。再如“心急吃不了热馒头”与“心急吃了热汤圆”，二者的意义指向是一致的，但所选的事物一是“馒头”，北方人的主食；一是“汤圆”，南方人的爱物，特征鲜明。再如“深山里出鹞鹰，众人里出高人”、“大海里藏珍宝，群众中出英雄”、“哪样亲戚哪样待，哪样馍馍哪样菜”、“看风使舵，就水弯船”，这些俗语的意义指向大同小异，然而，所选事物却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定是出自渔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约出自樵夫之口；“大官吃大馍，小官吃小馍”是北方平民对官者的评论。这些，正好说明了俗语的平民性质，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在创造时无不打上独特的本土文化印记。
二、俗语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语言负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也创造着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语言，文化就像无根的浮萍，无法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也是文化的忠实奴仆，它忠实地记录着为之服务的这个民族的一切。因此，从语言，尤其是被人民大众广为接受与流传的俗语中，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出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1、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从原始的奴隶社会起，在人与人之间就竖立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残酷无情的阶级关系，这个屏障尤如人们心理上的万里长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无人可以跨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要下功夫去研究，去协调的。因此“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秀才说书，见屠户说猪”这种圆滑的处理哲学便千古流传。“多载花少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朝中有人好做官”等。这些俗语，都是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几代人的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代代相传，并不断总结、完善、发扬、光大，以至于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汉民族也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周围的人，去研究如何与上、与下、与同仁们和睦相处。常听人感叹：活得真累，这个累不是生理上的累。生理上的累，中国人远不能和日本人相提并论。这个累，是心理上的累，这比生理上的累更来得累人，更不能自拔。这是汉民族特有的“墙”文化，也有称之为“麻将”文化使然。
2、汉民族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价值原则，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观念的，而且特别强调礼，这就使汉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以德报怨”、“自谦自卑”为心理基础的处事方式。“以德报怨”一直是正人君子们不倦追求的美德。而“自谦自卑”这种心理特征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古人“谦受益，满招损”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俗语中如：“强中更有强中手”、“三人行必有我师”、“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等。

3、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又使汉民族的性格中增加一个颇具特色的“自足”性，其心理基础就是“知足常乐”。“人比人，气死人”，就看你怎么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若这样一比，就心满意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就是在没法与上相比时，为给自己的心理寻找一种平衡而使用的自我安慰法。这种自我安慰法若再向前跨上一步，那就是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是“被儿子打了”，比不上别人，就“我的祖宗比你强”，被人欺侮了，而无力量对抗时，便“君子不记小人过”，这样一来，就使自己永远处于自我劝导、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胜利的良好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即使是碰上天灾人祸这样的大事，也能以“生死有命，宝贵在天”一推了之。然而正是这种“知足常乐”的小农文化，造成汉民族在某些时候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情性。
4、“在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直是把‘和谐’或‘和气’当作最高的目标，以自然之和谐为真，以人人之和谐为美。”俗语“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两人和好，不用愁恼”、“家不和，外人欺”、“将相不和，国有大祸”、“夫妻不和，奸人作怪”，就充分反映了这一传统思想。汉民族崇尚天人合一，但更崇尚人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而人和又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和谐”的境界，并非易事，尤其在接人待物时，方式是不可不考虑的。汉民族寻找人和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庸”，不偏人倚，不温不火，因此，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便成了汉民族检点自己言行的规矩。然而，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是重要的，争斗却也是难免的，舌头有时还会跟牙打架呢，在这种时候，君子们就必须牢记一个“忍”字，“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忿，终身无烦恼”，“忍”之后便是退，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之后，便独善其身，修身养性。“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人。
5、与“忍”很不和谐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处，时不时地闪烁出“面子”二字，这两个字常常使人们处于忍无可忍的二难境地。明明有些事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然而一旦退了一步，便失去了面子，失去了面子便无脸面见人，这时汉文化弥漫于整个身心的汉民族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人的名，树的影”两者相依为命，缺一不可。因此“宁可身受苦，不叫脸受热”、“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甘心情愿的事。更有甚者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碎玉的作用有时远不如全瓦的作用大，何苦呢？争面子，从某个角度看是争虚名，争虚名是为了一时的虚荣，一时的痛快，这对一个务实的民族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然而这却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或者说这是汉民族的一种“气质”，为了保住“面子”，可以舍弃一切，甚至丢掉性命。
三、汉语俗语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汉语俗语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壤中，因此，它散发了浓郁的民族气息，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1、汉民族在道德观的取向上是“宁死不下道”，德被汉民族列为教化之首。当然，对于不同的人群，其道德取向是不一致的，君有君德，臣有臣德，民有民德。即便是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时代，对德的要求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妇女的德在封建社会是“三从四德”，甚至是“无才便是德”，而在新时代则要求妇女的德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2、在义利观的取向上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是可贵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有些人便见利忘义，“心为黄金黑，鳃为白酒红”，然而这些是为君子所不齿的，君子们认为“铁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要舍利取义，“宁可饿死，决不失节”，其精神可歌可泣，但广大的既非君子又非小人的老百姓对义利的取向还是“害人之事不为，非义之财不取”，只要取之有道，钱财总不是个坏东西。
3、在家乡观的取向上，汉民族是异常地依恋家乡，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若在异乡碰上家乡人更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汉民族对家乡不仅是依恋，对家乡人更是倍加关照，“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有时，这种关照甚至置原则于不顾，“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裙带关系”这样的词语大概只有汉民族的理解最为深刻。
4、在处事观的取向上，汉民族讲究方圆。方既正，人要有正气，“不怕人不敬，就怕己不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甚至“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然而一味地正，一味地方，难免锋芒毕露，得罪的人多了，做事难免到处碰壁，于是不得不在方之外，包裹上圆的外衣，这样“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出门看天气，说话看脸色”、“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些人处理的座右铭。
5、对于美的价值取向上，汉民族崇尚人格美，崇尚对内在品格的塑造，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褶子再多、再美，没有与之相称的内涵，这种包子是假大空。而内涵如若丰富多彩，那么外在褶子多少，美丑都是次要的东西。“与其修辞容貌，不如修正胸怀”，这正是符合汉民族求真务实的特性。
以上，只是一些粗浅的分析，其实俗语所蕴含的内容，所折射的思想，所承载的信息还是远远不止这些，说一部俗语辞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绝不过分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
2、3、4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5、武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
6、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
7、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8、张斌•现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81年
9、张斌•中国俗文化•语文出版社•1983年
10、杨荫浒•汉语俗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84年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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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