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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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9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确宣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国有企业。[1]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从过去的试验摸索阶段[3]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影响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因此而突显了出来，这就是，产权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产生什么影响？

　　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企业党组织还能在企业中继续存在吗？即使它仍然能在企业中存在，在失去了无偿利用企业资源的情况下，它的组织活动如何维持？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这些流动党员的行为？产权变革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这些影响，又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变化？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对上述问进行了考察分析。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及其党组织是中共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在产权变革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本文的考察分析说明，在产权变革的冲击下，企业党组织或者自行溃散，或者被迫进入休克状态。在产权变革的冲击过去之后，大多数党组织仍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企业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难以控制的城市流动党员。本文的结论是，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所产生这些影响，严重削弱了中共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企业党组织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4]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国家权力还至上而下地渗透到了最基层，通过单位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吸纳到了这种制度中来。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并行存在，国家权力渗透到那里，党的权力就渗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种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实际上党组织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套制度的基础，是单位制度，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设置和管理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进行的。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场所，是人们工作谋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执政党，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着政府等国家机器，它还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直接控制着位于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单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单位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从涵盖的人口数量来看，它的涵盖面最广，[5]从拥有的资源来看，它拥有资源最多，从担负的功能来看，它担负着为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经济基础的功能。因此，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和控制国有企业，对于维护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华尔德曾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贯重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建设好企业党组织看成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手段。在组织建设上，它要求做到了三个“都有”，即在每一个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的车间或部门中，都有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在每一个车间或工段的每一个工作班组中都有党员。[6]在组织活动上，它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7]，通过“三会一课”制度维持和强化对党员的管理、教育、监督。在组织发展上，它要求把企业内的各种精英，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党组织里来。[8]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企业党组织建设。[9]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发展党员的重点由普通工人转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第一线工人中党员数量大量减少，三个“都有”已经无法实现，出现了许多没有党员的班组。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1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无党员的班组，占所调查企业班组总数的36%。[10]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组织失去了实际的权力，其正常的组织活动，也难以为继，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1]在发展党员方面，企业党组织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在86%的企业中，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下降到历史最低点。[12]有的企业连续几年没有人申请入党，党的发展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3]据调查，1995四川省的3.24万基层党组织有28%没有发展一个党员。[14]

　　由此可见，在产权变革以前，作为中共控制中国社会基层的重要工具的企业党组织，许多已经处于一种“悬空”状态：生产第一线党员的大量减少已经使它的触角无法完全渗透到最基层，许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存在，但开展正常活动已经非常困难，形如“空壳”。

　　企业党组织的休克

　　在产权变革以前，许多企业党组织的已经成了空壳，那么，一旦企业所有权易主，企业与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联系被割断，企业党组织会不会因此而分崩离析、自行溃散？毫无疑问，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中共中央对此也忧心忡忡。在产权变革全面展开前夕，中共中央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的冲击面前“组织不能散，党员有人管”。[15]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中，一定要做到党的建设与企业改制[16]同步进行。[17]所谓的同步，就是要在企业进行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同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同步配备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步设置党的机构，同步开展党的工作，同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18]

　　然而，所谓的同步，在实际操作时，根本做不到。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有关人士对我说，说是同步，实际根本不可能同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现在都理不清楚。一个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股东可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它的企业党组织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管理？如果是一家企业控股，事情还比较好办，如果几个股东的股份十分接近，由谁来管理企业党组织？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的股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级党组织，他们有了分歧，由谁来协调？更麻烦的是，各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样一来，党组织由谁来建，由谁来管，就更加麻烦了。[19]

　　党的建设与产权变革难以同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产权变革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具体操作人员的精力都集中于产权变革过程，很难顾及企业党组织的问题。我在一个城市进行调查时，采访了一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他说，企业兼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通过兼并，我们所欠的二亿一千万元的债务要由兼并我们的那家公司偿还，我们现有的这些资产如何算，欠银行的债务的利息怎么还，这里边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现在兼并的问题虽然已经接近尾声，有关的协议已经签字，但是，听说中央的政策最近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赶在这种变化之前办完全部手续，兼并的事可能就黄了。对方现在也是犹犹豫豫，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谁谈兼并后党组织的事？兼并与党组织的事，怎么可能同步考虑？只有兼并的事完了，企业有了新的主人，大家才有可能静下心来，讨论企业党组织的有关问题。[20]

　　党的建设之所以难以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同步进行，还在于在这种产权变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往往都是有求于人，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企业党组织的问题。[21]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停工停产多少年了，职工都揭不开锅了，让它破产吧，破产后它的职工怎么安排？不让它破产，就只能是出售、兼并。但是，这样的企业你给它找个买主也不容易，往往是谈十个，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一个，最后还不知道谁是它的买主呢？还不知道这个买主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你怎么可能同时考虑出售后的党组织问题，那些事只有以后再说了。[22]

　　我在另外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这位企业的领导人说，当时我们与外商谈合资时，企业真是活不下去了，欠银行的几千万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市里的市长、市委书记也是急得不行，最后还是省里给牵的线，找到了一个合资的对象。我们中西部不比沿海地区，找一个合资对象不容易。我们这里观念也比较保守，投资环境也不行，就是找到一个合资对象，也不一定能谈成。有的企业为谈成一个合资，光飞机票钱不知道花了多少，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对我们来说，能谈成，人家愿意出资把我们这几千万的债务还了，还愿意出钱改造我们的设备，就谢天谢地了，谁还考虑党组织不党组织的事。[23]

　　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无法与企业改制同步进行，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企业党组织都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即使不自行溃散，也不得不经历一个长短不一的休克期。在这一时期内，旧的党组织已经溃散，新的党组织一时还建立不起来，企业党组织基本上处于一种“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上级”的休克状况。[24]

　　我调查的一家国有企业，在产权变革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企业党组织一直处于这种休克状态。产权变革后，这家企业的党组织就找不到了上级党组织，像皮球一样，被有关部门踢来踢去，谁也不愿意管。在企业内部，党组织的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不仅日常的党员学习等活动完全停止，而且由于产权变革打乱了原来的组织架构，许多基层党支部的人员分散到了不同的部门，还出现了党员找不到地方交党费的情况。这家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到处呼吁，要求上级党组织来解决有关问题，但是，上级党组织总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

　　这个企业党组织的前党委书记对我说，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搞，企业党组织还是要的，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但是，如何要，怎么个要法，他们就说不出个一二三了，光说中央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办法，让我参照国有企业的做法，自己在实践中摸索。他愤愤不平的说，你们至上而下都不清楚，我怎么摸索？[25]

　　其实，上级党组织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帮忙，故意搪塞敷衍，真正的困难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过去企业的产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党组织控制着政府，因此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对企业的内部事务发号施令。现在企业的产权已经发生了变化，上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上级党组织也搞不清楚它们与企业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前不久开组织方面的会，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集中到了企业党组织的问题上，但是，越讨论，越是感到没思路，没着落，没干劲。没干劲不是说工作不想干，而是心里不知道、不清楚具体应该如何做，看不清楚。市委领导一直想就这些问题开一个会，拿出一些办法来，筹备了多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26]

　　上边搞不清楚，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来搪塞敷衍下级，下级搞不清楚，对党的工作，就只能是放任自流了。我上边提到的那位企业党组织领导人，谈起企业党组织在产权变革前后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分。他说，在产权变革以前，我们单位是党的工作搞得好的单位，我们党委还是局里的先进党委。那时候，厂里有党委，车间和部门有支部，班组有党员，不仅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健全，而且各种党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说到过去，这位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充满了留恋的情感。一谈到后来，他的神情就变得十分的严肃和沉重。他说，怎么说呢？产权一变，党委就被人家搁在一边了，企业的事，根本就没有党委参与的份。现在是机构也没了，人员也散了，凡是搞党务工作的，年龄大的都让退休或者内退了，年龄小的都改行了。产权变革后的前两年企业党组织等于是不存在了，说起来没有散，实际上与散了差不多。组织都没有了，党员当然也没有人管了。现在好了一点，又成立了新的党委，但是，有与没有差不多，也就是收收党费而已。[27]

　　在这种休克期中，最受打击的是原来在企业中搞党的工作的党务工作者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工干部。在我调查的一家企业中，原来有五个政工部门：党委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宣教科。在这五个部门中，除了书记等专职干部以外，还有十几名专职人员。产权变革以后，除了工会，其余四个部门都被取消了，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十几名专职人员，除了三人留任工会工作外，其余的人或者内退，或者被迫离开了企业。[28]过去支撑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的骨干队伍已不复存在。一位在这家企业从事政工工作多年的中层干部心寒地说，产权一变，让你下岗，你就得下岗，让你内退，你就得内退，干这一行的，最后弄得什么也不是了，下场可惨了。[29
　　共产党变成了地下党

　　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休克期虽然痛苦，但它毕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拥有的垄断地位，在产权变革引起的混乱结束以后，当企业的情况逐步稳定下来以后，有些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还可以重新恢复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权变革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影响已经结束，相反，这种影响这时候才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产权变革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是党政并行结构，党组织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重要的权力。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的权力结构转变成了法人治理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企业党组织又从过去的领导者转变成了1949年以前的地下党。对于企业党组织的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我在实地调查时，几乎处处都可以感觉到。

　　在我进入一家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之前，有关人士反复叮咛说，进了厂以后，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找党支部书记，你一定要记住，说你找某某副经理。现在产权变革以后，“不时兴”这个了，你这样说别人也不知道你找谁，上班时间也不允许谈党组织的事。[30]

　　人们说“不时兴”这个了，有两种意思，一是说现在企业里党组织已经不能公开存在，既没有党组织的办公室，也没有专职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也不能在上班时间活动。共产党已经成了地下党，没有人带领，你进了厂也找不到党组织。甚至于在工厂大门口，门卫都不让你进去。因为产权变革以后，管理比以前严格多了，进厂找人办事，都要进行登记，你说找党组织，人家可能说上班不能搞党的活动，直接把你堵在大门外了。另外，在上班时间，谁接待了外边的人，为什么接待，都要登记，你说来谈党组织的事，人家在登记时也为难。说“不时兴”了的第二种意思，是现在人们对党组织的事没有兴趣，你说自己干党务工作，即使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进了厂口口声声找党组织，给被找的人弄得也不好看。[3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企业中，其中一个企业内有许多我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当我在采访中问及党组织的事时，他们有的哈哈一笑；有的则以不屑一顾的神态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谁还关心这种事；有的百思不解，不知道我为什么关心和提问这种问题。[32]有一位退休在家多年的老干部，在接受我采访时，仰天长叹一声说，唉，现在共产党不行了，都成地下党了。[33]

　　他们说共产党成了地下党，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说是共产党成了“业余党”，因为产权变革以后，企业由外商控股，在新制定的公司章程中，根本没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企业党组织一下子成了“五无”组织，即无办公室，无编制，无专职人员，无活动时间，无活动经费。地下党或业余党与原来的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企业的产权或部分产权之后，企业党组织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存、利用企业资源进行党组织活动的权力被剥夺了。

　　在企业党组织不能继续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之后，过去对企业内部事务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党组织，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虚弱，不仅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困难重重，而且维持自己的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来就不受欢迎的党务工作，产权变革后成了谁也不愿意接的烫手竽头。我在采访一位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不愿意当这个书记，他们（指上级党组织）非要我当。我一直都是搞业务的，我也不懂党务这一套，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平时也很忙，让我当书记，我也顾不过来。[34]他虽然直接说自己不愿意兼书记，是上级党组织非要他兼任，他不兼任这个书记也不行。但是，他这个总经理兼书记，又让下边的车间主任全部兼任了支部书记。

　　这位总经理自己都不愿意兼任党的职务，他为什么又让他下边的干部都这么做呢？我在采访另外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说，现在你不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书记不行啊。过去人们就不愿意当书记，但是，因为党的职务与行政职务享受同样的待遇，拿一样的工资，为了享受这种待遇，有些人也就无所谓了，现在党的干部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了，人们更不愿意干这一工作了，因此，只能让行政领导兼了，这样也算解决了待遇问题。另外，过去党的书记还有党管干部的权力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多多少少有点权威，别人也不敢不听你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当书记，做党的干部，一点好处也没有，谁愿意干？你就是愿意干，下边的人也不听你的，你也干不下去。让各级经理主任兼了书记，书记的待遇问题也就解决了，他说话也有人听了，究竟是因为他是经理，别人听他的，还是因为他是书记，别人听他的，也就无所谓了，总之有人听他的就行了。[35]

　　这种由经理兼任书记的做法，被人们称作一肩挑，有些人认为这是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以后，解决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党管干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从上边提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下边的党组织在进行这种安排时，哪里有那么深思熟虑的打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回避让他们头疼不已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务工作不由行政领导兼任，无法解决其待遇问题，也无法解决他对企业职工发号施令的权力问题。

　　但是，这种一肩挑的办法，只是回避了问题，模糊了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当一肩挑的办法无法实现时，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事实，就暴露无遗了。我在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后，至上而下的干部都实行了一肩挑。有一天，有一位车间主任因为工作上的差错被外方管理人员撤了职，成了车间中的一名普通职工。另外一个非党员接替他成了车间主任。因为这位新的车间主任不是党员，当然也不能兼任党支部书记，书记和主任这两个职位因此被分开了。这位书记成了普通工人以后，不仅没有了管理其它职工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了相当于车间主任级的工资待遇，对他来说更加悲惨的是，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他做工人的工作，还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拿最低工资，要试用三个月，在他用行动证明自己适合这个岗位之后，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36]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一肩挑就解决了党的书记无职、无权、无人愿意干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例子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不是企业离不开企业党组织，而是企业党组织离不开企业，企业内党的干部，离不开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与权。

　　第二，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内维持其正常活动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临着一个经费问题。我在采访一位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他指着办公室的几份报纸说，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开展活动不能从企业的财务里开支，只能靠党员的那点党费，这点党费，订上边要求订的报纸都不够，其它活动还怎么搞？[37]

　　其次，面临着一个活动时间和活动场地问题。在产权变革以前，不论是党员还是党的干部，都习惯了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比较乏味，由于参加这类活动等同于上班，人们也就无所谓了。产权变革以后，新的企业主往往不允许党组织利用上班时间开展组织活动，企业党组织直接面临着一个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如果改在业余时间活动，由于占用了参加者的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借故不来了。另外，利用业余时间活动，往往需要在企业外进行，还有一个活动场地的问题。因此，许多企业党组织仍然坚持在上班时间进行活动，不能公开活动，就半公开，或者完全秘密的活动，但是，这要冒一定的风险。我在采访一位有关人士时，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中日合资的企业，党组织有一次在一个房间里关起门来秘密开会，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日方的总经理，日方总经理一脚把门踹开，质问他们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在这里开什么黑会，开会的党员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38]

　　再次，在产权变革以后，企业党组织进行活动时，还面临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它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它代表谁的利益进行这些活动？如果企业党组织仅仅代表一个抽象的党，它的活动不与企业内的人和事结合起来，仅仅局限于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央精神，这种活动势必难以长期维持。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它代表所有者，产权变革以后，它显然不能再代表所有者了，至少不能代表所有的所有者了。代表管理阶层，也代表不了，因为企业内有总经理。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些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代表工人。[39]但是，工人并不认为他们能代表工人的利益。[40]而且企业党组织的各级领导人，在产权变革后基本上都由各部门的经理兼任，即所谓的一肩挑，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都是管理工人的管理人员，怎么可能再充当工人代表呢？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企业党组织成了地下党，业余党，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没有它的位置。

　　第三，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吸纳各种优秀人才，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产权变革前，企业党组织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已经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产权变革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在产权变革以前，尽管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党的威信因为腐败现象的猖獗越来越低。但是，党组织毕竟还掌握着党管干部的权力，党员资格仍然是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企业党组织也保留着参与决策的权力。因此，入党即使不能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至少还可以成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但是，产权变革以后，党组织的这种权力也没有了。因此，党组织从精神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主动要求入党的人更少了。

　　我在一家企业进行调查时，我问一位年轻职工，产权变革后企业有什么变化。他直截了当地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非党员也可以受到重用。他举例说，有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大学生，和他一样前不久才进入这家企业工作，因为这个大学生在电脑方面非常出色，他的这一才能被外方总经理发现以后，外方总经理马上让他在公司的计算机中心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他说，这在产权变革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不是党员，只要自己干得好，也可以受到企业的重用。我本来就不想入党，现在对入党当然就更没有兴趣了。[41]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另外一家企业中，产权变革以后，连续三年都没有一人申请加入党组织。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发展党员任务，企业党组织只好从企业产权变革前的申请者中找了三个人，把他们发展入党。这位企业的一位中层干部说，这三个人中，有两位都犯过错误，按说都不能发展入党。在过去三年多时间内，党组织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培养教育，按说这也不能发展他们入党。现在发展他们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愿意入，我们还能说什么？还能提什么条件？[42]

　　由此可见，对企业党组织来说，产权变革造成的休克状态，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党组织如何在产权变革后的环境中生存的问题。产权变革以后，许多企业党组织的组织架构虽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它过去所拥有的权力是无法恢复的，在意识形态上，党组织早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权力是其生存的基础，产权变革不仅剥夺了它对企业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还剥夺了它利用企业的资源维持自己组织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就变成了它所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