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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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党员问题

　　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冲击，不仅使原来的企业党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勉强生存下来的企业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它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过程中，有些国有企业彻底破产倒闭，这些企业的党组织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些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党员被迫流向社会，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它们的党组织虽然在产权变革过程中生存了下来，但是，企业党组织所管理的许多党员，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了企业。这些党员也成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控制和管理，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流动党员问题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引起的，正如当初人民公社解体时，造成了大量农民的流动，从而形成了农村的流动党员问题一样，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造成了城市的流动党员问题。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兼并、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城市流动党员从个别现象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些具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党员，与人民公社解体时形成的具有农村户口的流动党员相比，管理起来更加的困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人民公社体制因此而瓦解之后，一些农村党员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农村党组织对他们的控制，成了流动党员。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流动党员，大多数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外出打工的，在外地打工若干年后，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们外出期间，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般都住在农村，逢年过节，，他们还要回去看看。也就是说，他们的家还在农村，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只是一种临时的流动者，因此，农村党组织对他们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却没有这么一个相对固定的根，对这些流动党员来说，他们的根，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离开了这个企业，就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因此，地方党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控制，也更加困难。

　　在如何管理这些流动党员问题上，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所在的企业党组织，有的随着企业的破产和出售，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有的企业党组织虽然还存在，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他们，因为这些党员已经离开了企业，企业党组织缺乏控制和管理这些党员的有效的手段。因此，流动党员只能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党组织管理，即由流动党员居住地的街道居委会党组织管理，但是，这些党组织也不愿意管理，它们的理由是这些党员只是住在这一地区，他们并不在这里工作，街道党组织控制不了他们的劳动人事关系，同样缺乏管理和控制他们的有效手段。[43]另外，由于中国实行单位制度，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因此，中国城市的街道居委会，一直是最不受重视的基层组织，所管理的对象，都是单位不愿意接受的人员，如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的孤寡老人，各种单位不愿意管理的离退休人员等。街道居委会的党组织，行政级别也非常低，管理的党员人数也非常少。一下子让它管理众多的流动党员，这些党组织也确实没有这种管理能力。

　　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一个国有企业破产了，其所有党员都成了流动党员，上级党组织让这家企业所在地的街道党组织接受并管理这些党员，街道党组织不同意，说这些党员的数量比我们现在管理的党员多许多倍，其中一些干部的级别也比我们高，我们怎么能管理他们，除非上级党组织再专门成立一个党委来管理他们。[44]由于这些党组织不愿意管理这些流动党员，这些党员就成了“两不找”“两不管”的党员，成了不受党组织约束的自由党员。据四川省委对10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三年中共有6780名党员因为下岗等从企业中转走了组织关系，但是，其中80%被对方党组织拒收，成了这种谁也管不着的自由党员。[45]像深圳这样一座改革开放走到全国前列的城市，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流动党员的数量更多，这种不受党组织管理的自由党员也更多。据统计，深圳市有这种流动党员36600人，其中20000多人属于这种自由党员。[46]

　　然而，比由哪一个党组织来管理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管和管什么的问题。这些流动党员原来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且还是党员，有的还是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一种优越感。现在下岗失业，对原来的工作单位，对党组织都有怨言，觉得自己跟着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连饭碗都没有了，对党组织和党的活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觉得党员不党员，关键是有钱，信念不信念，关键是吃饭，不愿意再受党组织的约束。有的已经自行脱党，有的干脆提出来要求退党，有的则加入了宗教组织，从宗教上寻找精神寄托。[47]管理这些对党组织颇有怨言，对党组织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对党组织很反感，而党组织又对其缺乏有效约束手段的党员，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另外，这些流动党员，在失去原来在国有企业的工作以后，基本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往往比较困难，生计是一个很大很迫切的问题，因此，党组织组织他们学习，他们往往要求党组织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党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又强化了这些流动党员对党组织的抵触情况，更加增加了党组织管理这些流动党员的难度。我在调查时发现，因为产权变革而下岗的党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怨气很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经常躲着他们，更不要说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了。[48]

　　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地方党组织没有积极性。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各级党组织已经从原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演变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一些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也不愿意介入。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就属于这种没有好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49]因此，各地的党组织对此都没有积极性，并提出许多借口来推卸管理流动党员的责任。例如，有的提出“抓大放小论”，认为党的建设也应该抓大放小，重点抓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党的建设就不错了，小国有企业既然都在放开之列，其党组织的工作当然也应该一放了之。流动党员更应该一放了之。[50]有的提出“力不从心论”，认为现在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党组织的工作千头万绪，抓日常生产经营和在岗党员的教育管理都顾不过来，哪里还有精力去管理下岗失业的党员，即使想管现在各级党组织也没有这种能力。[51]我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地方党组织的这种消极心态非常明显，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讨论这类问题。[52]

　　从国有企业中流动出来的这些党员，有些人可能长期失业，呆在家中，有些人可能会重新就业。如果他们在其它国有企业找到了工作，[53]那么他们就重新成为了国有企业中的党员，由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对他们的管理。如果他们到了非国有企业就业，他们就成了非国有企业中的党员，这又从如何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的问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管理好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流动党员问题更棘手，更难解决。

　　首先碰到的问题仍然是上级党组织本身的问题。我在上边已经提到过，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热心的。对那些仍然属于国有企业，但是，产权转移到了其它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党组织都不愿意接手其党组织的管理工作，[54]对于产权与政府毫无关系，地方党组织对其内部事务没有任何权力的非国有企业，他们当然就更加没有兴趣去管了。我在对有关人士进行采访时，他们对非国有企业的党组织问题的态度都相当冷淡，有关部门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指定了专人负责，工作也是处于起步阶段。[55]

　　其次是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主都把自己的企业看成自己独立王国，对党组织的渗透非常敏感，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直接间接地阻挠地方党组织在自己的企业内建立党组织的专门机构。[56]我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关人士说，按照党章的要求，凡是有三个以上党员的地方就应该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建立党组织并不需要征得私人或外国企业主的同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很困难，往往要征得企业老板同意，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进行。他说，为了在一家私人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往往要费很多口舌，在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之后，才能把党组织建立起来。有时好不容易把党组织建立起来了，没有几天，有些党员被老板解雇了，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了。就算是党组织能维持下来，在企业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书记处处还要看人家老板的脸色行事，否则就有可能被炒鱿鱼，因为那毕竟是人家私人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57]如果遇到比较开明的私人企业主，党的活动还好办一些，否则，党组织就难有作为，形同虚设。大部分这类党组织的工作都开展不起来，其作用也就是收收党费，传达个通知。[58]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企业内的党员对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在非国有企业中，许多党员不仅对建立企业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态度冷淡，而且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许多党员，在离开国有企业到非国有企业就业以后，心理很不平衡。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在国有企业中工作，好歹也是一个党员，如今落到这种地步，不得不靠为私营企业主打工养家糊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在他们看来，在私人企业内打工，本来就觉得丢人，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更觉得丢人，因此对党组织的事不太热情，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的党员脑子里有临时观念，觉得在非国有企业打工，本来就是混一天算一天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更不愿意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有的党员则是担惊受怕，觉得现在自己身陷非国有企业，处事要小心，害怕暴露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企业主看不惯自己，炒自己的鱿鱼。还有一些人，党组织的观念早已淡薄，觉得这正好是摆脱党组织控制的机会，原来的党组织管不着自己了，自己不声张，现在的企业里也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党员，这样更自由。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非国有企业中，出现了许多隐性党员，人们把他们叫做“地下党员”。[59]但是，这种地下党员，不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在社会中不公开暴露其党员身份但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那种地下党员，而是不愿意向上级党组织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主动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让上级党组织找不到的地下党员。

　　党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使上级党组织搞不清楚一个非国有企业中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这又增加了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而且即使在这些企业中建立起了党组织，有些党员也不肯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一家私营企业，上级党组织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知道其中有三名党员，并在这家企业中建立了党组织，后来才发现还有三名党员，这三名党员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了，但是，一直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60]党员既然连自己的党员身份都不愿意暴露，在这些企业内开展党组织活动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是非国有企业本身的一些特点加大了地方党组织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非国有企业的数量比较多，规模比较小，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操作上，相对比较困难。另外，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企业本身的生存周期也比较短，在市场环境中不断生生死死。这也给地方党组织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教育和管理这些企业中的党员增加了困难。[61]

　　由此可见，对流动党员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党员的管理教育，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而且随着产权变革的不断深入，流动党员以及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党员会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级党组织对此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党员没人管”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

　　结论

　　通过上边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企业党组织因此而组织瘫痪、队伍溃散；虽然有一些党组织在产权变革后仍然可以生存下来，或者重新恢复起来，但是维持正常的组织活动已经非常困难，更难以在企业内发挥重要影响；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还有一些企业党组织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永远消失了，它们管理的党员被迫流向社会，有些企业党组织虽然生存了下来，它原来管理的一些党员却因为下岗等原因离开了企业，这两种人构成了地方党组织难以管理的城市流动党员，造成了棘手的流动党员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建立的单位制度。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因为它不仅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国家权力，还直接控制着工厂、学校、医院、研究所等基层单位。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权力在各行各业中逐步建立起这些单位组织，并将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吸纳到了这种单位组织中，通过这些单位组织对大多数城市人口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单位组织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途径。所有这些单位组织，都隶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被称作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利用上级主管部门与单位组织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对单位内的事务进行控制。另外一个是党组织途径，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单位组织中都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这两种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通过这一途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对单位内的事务进行控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单位组织中的一种类型，从它涵盖的人口数量、拥有的资源和担负的功能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对于控制国有企业所涵盖的众多人口及其所拥有的资源，维护它在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割断了国有企业与其上级主管部门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上级主管部门也因此失去了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的权力。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控制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第一条权力链，从上级主管部门到国有企业，再到国有企业职工的权力链，就被切断了。但是，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如本文所述，在产权变革造成的第一条权力链断裂之后，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失去了它在企业内存在的根基，有的彻底瘫痪，有的完全溃散，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但已无法对企业内部事务发挥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控制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第二条权力链，从上级主管部门党组织到国有企业党组织，再到企业内的党员，再到企业职工的权力链，实际上也被切断了。

　　就国有企业所涵盖的人口和资源而言，随着行政和党组织这两条权力链的断裂，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政治生活中既控制着国家权力，又控制着社会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被迫把自己的权力收缩到了国家权力机关，失去了对社会基层组织进行直接控制的能力，不得不从过去的领导核心蜕变成了仅仅控制国家权力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领导核心，逐步转变成仅仅控制着国家权力的执政党，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预示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的影响的考察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这一重大变化。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2。

　　[2]参见访谈记录1-1；4-4。

　　[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开始于1993年。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全会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产权变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4]参见邹谠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单位，但是，人民公社已经在80年代末解体，国有企业就成了涵盖人口最广的一种单位。

　　[6]这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控制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企业，一个车间，一个工作班组，都要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存在，不能留有空白点，从而确保党组织随时随地掌握和控制各种基层组织及个人的各种动态，使党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一种主动地位。

　　由于企业的规模不等，有的企业比较小不再分为车间和班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在这样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7]三会一课制度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主要形式。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页161。

　　[8]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吸引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页74。

　　[9]陈峰公婷的文章《毛后中国的党与市场：对列宁主义政党根基的侵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参见：Chen,Feng and Gong,Ting.,Party versus Market in Post-Mao China:The Erosion of the Leninist Organization from Below.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3,No.3,September 1997,pp.148-166.

　　[10]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150

　　[11]高云，<党的基层组织权威弱化成因刍议>，成都：《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1期，页70-71。

　　[12]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第5-8页。

　　[13]参见：叶梧西邵云瑞，《现代企业党的建设》，页8。

　　[14]参见：陈三仪（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兰州：《组织人事研究》1997年，第1期，页8-11。

　　[15]访谈记录：7-6。

　　[16]在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人们简称为“改制”。

　　[17]访谈记录：7-6。

　　[18]参见：史海，<海城市委在企业改制中是如何抓好党建工作的>，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2期，第16-17页；<党员信箱>，沈阳：《党员特刊》，1997年，第1期，页36。

　　[19]访谈记录：7-6。

　　[20]访谈记录：5-3。

　　[21]对此还有一种观点，叫“可弃论”，即一些地方在出售或兼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认为党组织可有可无，甚至担心党组织是一个会影响企业出售或兼并的包袱，在谈协议时根本不提党组织及党员的何去何从问题，从而使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和党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参见：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22]访谈记录：4-4。

　　[23]访谈记录：1-7。

　　[24]仲兆军牛巧娣，<在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加强党建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9期，页14-15。

　　[25]访谈记录：3-5。

　　[26]访谈记录：1-1。

　　[27]访谈记录：3-5；3-4。

　　[28]访谈记录：1-6。

　　[29]访谈记录：4-2。

　　[30]访谈记录：6-2。

　　[31]访谈记录：6-2。

　　[32]访谈记录：1-7，5-2。

　　[33]访谈记录：9-2。

　　[34]访谈记录：3-3。

　　[35]访谈记录：1-6，1-7。

　　[36]访谈记录：7-1。

　　[37]访谈记录：3-4。

　　[38]访谈记录：1-1。

　　当然也相反的情况，在一家香港巨商控股的外资企业中，这位香港巨商就对中方的党组织十分照顾，允许他们利用企业的场地，在上班时间进行党的活动。但是，这都是特殊情况，并没有任何法律保证。参见：访谈记录：1-1。

　　[39]访谈记录：4-3；1-6。

　　[40]本人在实地调查中，被采访的工人都坚决否认企业党组织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只代表那些党的干部的利益，认为企业党组织既不愿意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参见：访谈记录：6-1；7-1；7-4。

　　[41]访谈记录：7-2。

　　[42]访谈记录：4-2。

　　[43]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4]访谈记录：1-1。

　　[45]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6]钟荫腾郑秀玉，<党的基层组织设置若干问题谈>，深圳：《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4期，页46。

　　[47]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6。

　　[48]访谈记录：1-6。

　　[49]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5-6。

　　[50]张明智鞠向波，<企业党建不能‘抓大放小’>，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6期，页15。

　　[51]陈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组织部长），<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对国有企业下岗党员教育管理情况的调查和思考>，页7。

　　[52]访谈记录：9-1。

　　[53]这种可能性应该说越来越小，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扩大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而是减少其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抓大放小”这四个字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参见：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改组>，深圳：《深圳特区报》，1999年。9月23日第7版。

　　[54]访谈记录：9-1。

　　[55]访谈记录：10-1。

　　[56]郑煦林,(福建师大经法学院研究生),<私营企业党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福州：《福建理论学习》，1997年，第1期，页23-24。

　　[57]访谈记录：7-6。

　　[58]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2期，页15-17。

　　[59]张明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不转组织关系的几种心态及对策>，沈阳：《党员特刊》，1998年，第7期，页16-17。

　　[60]李静唐金风，<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员管理教育工作>，页15-17。

　　[61]访谈记录：7-6。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非国有企业内党员管理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产权问题。正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财产所有权，所以，它们也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不了这些企业的人事安排，也不能通过这种人事安排给企业中的党员分配各种物质利益，从而也不能控制这些企业中的党员的行为。这是上级党组织在非国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面临重重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