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

晴格格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
　　论文摘要：《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中篇力作。许多评论家都把它看做表现人类“精神隔绝”的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寓言，却往往忽略其颠覆现实世界的鸟托邦色彩。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分析“咖啡馆”的地点隐喻和罗锅李蒙的形象塑造中蕴涵的狂欢精神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作品中“狂欢节鸟托邦”的诞生与死亡过程显示出文本对美国南方等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立场。


　　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 Cullers，1917—1967)是一位成就突出的南方女作家。其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自1943年问世以来一直被誉为一部扛鼎之作。作品最初于1943年8月在《哈泼斯市场》杂志发表，直到1951年被收入《伤心咖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以后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早期评论多半着眼于作品的象征意义，把南方小镇上的畸人畸恋看做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抽象隐喻，着力渲染作品如何将“爱与孤独”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试图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探索作者何以将贯穿其全部作品的“精神隔绝”(spiritual isolation)主旋律推向至善至美的极致。然而，正如评论家潘西娅·里德·布劳顿所说：“多数研究仅仅强调隔绝，它们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孤独状态其实至少在一段时期里被打破。”的确，多数评论家都把《伤心咖啡馆之歌》看做表现人类“精神隔绝”的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寓言，却往往忽略这部小说颠覆现实世界的乌托邦色彩。本文将从“咖啡馆”的地点隐喻和罗锅李蒙的形象分析入手，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理论所提供的视角考察狂欢精神(carnival spirit)在作品的体现，勾勒出“狂欢节乌托邦”(Carnivalesque Utopia)的诞生与死亡过程，从而揭示文本对美国南方等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立场。
　　1．“咖啡馆”地点隐喻：“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
　　《伤心咖啡馆之歌》这部小说围绕沉闷的南方小镇上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畸恋关系展开叙事。个性和外表颇为男性化的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上最富有的女人，为人冷漠刻薄。几年前，镇上的恶棍青年马文·马西曾经迷恋上了爱密利亚并决心为了她痛改前非。不料，他在婚后10天内备受冷落的屈辱并最终被赶出家门，不久便因谋杀和抢劫罪坐牢。一天傍晚，丑陋的罗锅李蒙来到爱密利亚的杂货铺，自称表兄与之攀亲，却意外地被爱密利亚收留。从此小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爱密利亚为了取悦李蒙表兄，将杂货铺改成了咖啡馆，小镇居民们于是有了聚会娱乐的场所。直到6年以后，李蒙被出狱归来的马西吸引，两个人联手处处与爱密利亚作对，爱密利亚只得同马西约定日期在咖啡馆决斗。就在爱密利亚即将取胜的一刻，李蒙猛扑上来将她打倒在地。随后，马西和李蒙两个人捣毁了咖啡馆，携财物离开小镇。幻灭的爱密利亚过起了隐居生活，小镇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沉闷状态。其中，“咖啡馆”作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成为“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和的见证。
　　爱密利亚、李蒙和马西3个人分别构成了咖啡馆的发生、存在和毁灭因素。而且，叙述者将揭示咖啡馆在小镇生活中的非凡意义做了铺垫：“咖啡馆早就关闭了，可是它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咖啡馆之所以在小镇居民的心目中长久地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完全是因为咖啡馆为主要演员的登场和表演提供了场所，并通过人物和剧情对四周的看客间接地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作用于“看客”，与其发生紧密关联，使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咖啡馆给小镇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借用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咖啡馆就相当于“广场”(playground)的变体，成为民众“狂欢”的舞台和“狂欢化世界感受”(a carnival sense of the world)的载体。
　　“广场”意象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发现，虽然学界通常把教会铁腕统治下的中世纪看做等级秩序森严、教条僵化刻板、人性受到压抑的黑暗时期，但是中世纪的人们也还享有这种常规生活以外的狂欢广场式自由生活，后者以狂欢节的民间庆典活动为主要方式。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亲呢的交际”，而广场正是“全民性的象征”。作为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节日狂欢的中心场地，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时至今日，真正的广场已经不复存在，广场只能“以扭曲改变了的形式转到诗人和家的客厅、顶楼、效啡馆带给小镇群体的“狂欢化世界感受”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非现实性。也就是说，咖啡馆在现实世界以外营造出一个狂欢节乌托邦境界，使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了与现实相悖的自我身份幻象。叙述者把咖啡馆聚会与其他集会形式做了简单的比较：“在当时，这个镇子里的人还不习惯凑在一起寻欢作乐。他们习惯的是集合在纺织厂里一块儿干活。否则就是星期天到野外去举行一整天的宗教集会——事情虽然有趣，但其目的却是让你对地狱有一个新的认识，对全能的主重新感到敬畏。”劳动和宗教集会是这个南方小镇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强化了人们的现实感，使在生活重压下的工人们时时感到生活贫困、地位卑微的残酷事实。而咖啡馆则给人们提供了“凑在一起寻欢作乐”的机会，使人们暂时逃离了严酷的现实，从而有效地弱化了被压迫感。“咖啡馆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还不仅仅在于它温暖如春，装潢美观，灯火明亮。全镇这么珍视咖啡馆还有它更深刻的原因。这与这一带过去没有体会过的一种自豪感有关。”文本中反复强调的“自豪感”正是自我身份幻象带给个体的一种逃离现实、参与到民众狂欢之中的高峰体验。
　　特征之二是反现实性，亦即颠覆性，具体表现在消除等级差别和改变价值取向两个方面。狂欢节暂时打破了人际交流障碍和等级秩序，把人们从僵死的陈规陋习和传统观念以及现实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释放了人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平等性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一个本质部分。麦卡勒斯笔下的咖啡馆在小镇群体中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咖啡馆里的气氛是全然不同的。在一家情调合宜的咖啡馆里，连最有钱、最贪婪的老无赖也会变得规矩，不去欺侮任何人。没钱的人则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四处张望，抓一撮盐时也显得极其优雅、庄重。因为一家正派的咖啡馆的气氛本来就意味着这样的内容：大家和和气气，肚子里沉甸甸地感到满足，行为也显出优雅高贵。”在咖啡馆的氛围中，个体不再受到等级制度的压抑，感受不到贫富尊卑的差别。
　　这一切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商业化价值观。“镇上的人坐在咖啡馆桌旁时，也是同样地感到骄傲。他们上爱密利亚小姐的店铺之前，总先把自己洗得千干净净，进咖啡馆时总是很有礼貌地先在门槛上刮干净自己的脚。在这里，至少是几个小时之内，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价值这种极端痛苦的想法，可以暂时压制下去。”这段话表明，个体不再以交换价值来衡量自身，人的物化倾向暂时得以逆转。
　　此外，在小说中，叙述者还特别强调，“对于单身汉、畸零人与肺结核患者，咖啡馆更是个好去处’’。这一细节在小镇乃至整个美国南方社会的背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麦卡勒斯在一次访谈中坦白地说出了她对南方地区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端的看法：南方人心里“有一种特殊的负疚感，寻求一种曾经拥有却又失去的东西。这种负疚意识不能完全理喻也不可言传。我认为，南方人在心理上更加孤独，在精神上更加隔绝，因为我们在一个做作的社会体制里生活得已经太久，我们坚持说这个体制是的、正确的、公正的，但是我们心里一直明白实际情况其实并不是这样”。评论家鲁宾对麦卡勒斯所谓南方社会体制的“做作”曾有过深刻的剖析：“南方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遵循着复杂的群体生活模式，个体的活动发生在一套公众明确认可的预期和假定的规范之中。在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行为遵循预期的模式，以致于人类行为具有某些公认的限制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南方小镇里，与众不同的个体——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一概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处处遭受冷遇。所以说，咖啡馆对这些边缘人的精神呵护恰好集中表现了狂欢精神的平等性和颠覆性。
　　2．“加冕”：狂欢世界的两重性悖论
　　狂欢世界的核心特征——两重性——在罗锅李蒙的形象塑造上得以充分体现。在这部作品中，罗锅李蒙是一个核心人物。叙述者在小说开篇交代，尽管“咖啡馆的主人是爱密利亚·依文斯小姐”，“可是使这家店兴旺发达的却是一个名叫李蒙表哥的驼子”。文本中也多次强调罗锅李蒙在咖啡馆存亡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笔者看来，李蒙扮演的这一角色包含了一个两重性悖论，而两重性恰好是狂欢世界本身的重要特征。如巴赫金所说，“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和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和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作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狂欢形象，罗锅李蒙的人物塑造折射出“咖啡馆”狂欢世界中生与死、上与下、光明与黑暗等二元对立，对照间暗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从本质特征上看，这个“怪诞”人物集小丑和骗子的角色于一身。根据巴赫金的研究，小丑和骗子两者都是节庆中的核心人物，构成了狂欢广场生活的欢乐源泉。对于李蒙在咖啡馆开业当晚和每天傍晚营业时间的出场，叙述者在描述中做了滑稽化漫画式的处理，赋予他插科打诨的小丑特质，使他的出场成为国王加冕仪式的戏仿。当“八人代表团”准备调查爱密利亚“谋杀”李蒙案件时，李蒙却意外地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了：“那罗锅慢慢地走下楼来，大有本店大老板的傲慢神气”。接着，“罗锅迈着机械的、神气活现的小步子，走进店堂，来到那伙人的中间。他们腾出一些地方，站着观察他，手松弛地垂在两侧，眼睛睁得大大白勺’’。在这个典型的象征性“加冕”仪式中，罗锅轻易地占据了中心位置，众人等待“国王”检阅：“他顺着自己眼睛的水平方向凝视每一个人，这大概够到一个普通人的裤带那么高。接着他故意慢腾腾地打量每一个人的下半身——从腰部一直到脚后跟。等他看够了，就把眼睛闭一会儿，摇摇头，仿佛认为他刚才所见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自信地把头朝后一仰，仿佛仅仅是使自己弄得更清楚些，他慢慢地、细细地把围在身边的一张张脸庞环视了一遍。”这一系列的动作中隐藏了一个“边缘中心化”过程。作为外来者并明显处于弱势的罗锅得到擢升，而“代表团”成员却被做了”降格”处理：审视的目光集中在了“下部”。接着，他便“把两条细腿盘起来舒舒服服地坐定以后，就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这是象征着权力的一只鼻烟盒：“原来是属于爱密利亚小姐她爸爸的，盒身是蓝珐琅的，盒盖上用金丝镶嵌成很精巧的图案。大家对这物件很熟悉，因此感到很惊讶”。李蒙声称：“这是一件法宝，专门治多管闲事的人的。”这只鼻烟盒在象征层面上可以看做加冕仪式上国王的权杖，但是它也被做了“降格”处理：男性化的鼻烟意象被“糖和可可的混合剂”代替。
同时，叙述者也暗示李蒙在狂欢场合中兼具的“骗子”身份：“那罗锅叽里呱啦地讲下去，每一个人过一阵便向他这边瞅瞅。有的人留神听他的絮聒，有的人根本不理他。有时候他说了半天，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渲染的“骗子”身份与李蒙在现实生活中的骗子身份有所不同，且看上述引文所指的“大话”：“我今儿个走到臭水湖去钓鱼，”他说，“半路上我抬起脚来要跨过一样东西，我起先还以为那是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可是我正要跨，它忽然动弹了。我再仔细瞧瞧，原来脚底下是一条大鳄鱼，有前门到厨房那么长，身子比猪还要粗。”“大话”勾勒出一个虚幻世界，具有童话般的梦境色彩，与狂欢世界的非现实气氛相匹配，以极端的方式衬托出现实中的痛苦与超现实的斑斓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

　　这个小丑佛子形象是咖啡馆狂欢化乌托邦的关键成分，起到了消除常规生活严肃性的作用：“咖啡馆之所以生意兴隆，还全亏小罗锅。只要他在场，气氛就活跃了”。然而，狂欢节具有“快乐的相对性”。李蒙这个狂欢形象尚有“黑暗”的另一面。事实上，乌托邦以外现实世界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李蒙，这个阴影被赋予了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意义。
　　从肉体上讲，死亡的阴影弱化了狂欢带来的生命活力。叙述者几次暗示了李蒙糟糕的健康状况。“每天晚上，罗锅都趾高气扬地步下楼梯。他身上老有一股淡淡的芜菁叶气味，这是因为爱密利亚小姐一早一晚都给他身上抹大麻叶酒，好让他长力气。她宠他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什么方法好像都不能使他强壮起来；东西吃下去只能使他的驼峰与脑袋变得更大，身上别的部分依然是瘦弱畸形。”这股“淡淡的芜菁叶气味”中散发着一种死亡的陈腐气息。文本在后面还提到，“一般认为脊骨弯曲与结核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爱密利亚小姐一提这件事，她就会勃然大怒；她态度激昂地断然否定这些症候，可是私下里她给李蒙表哥又是在胸口上热敷，又是让他喝万金酒，如此等等”。爱密利亚的态度是在语言上对现实的拒绝，暴露了乌托邦理想的话语构筑特性。进一步来说，叙述者通过塑造李蒙这个人物给咖啡馆狂欢世界赋予了欢乐与恐惧的双重基凋：“罗锅晚上总是身子不太舒服，很怕躺着仰视黑暗。他对死亡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爱密利亚小姐不愿让他一个人担惊害怕。甚至可以认为，咖啡馆之所以办起来，主要还是出于这个考虑；有了咖啡馆，他就有了伴侣，有了欢乐，度过黑夜也可以容易一些。”
　　从精神上讲，李蒙身上所体现的现实的丑恶对乌托邦理想秩序构成了威胁。李蒙乐此不疲地充当了狂欢世界中暴力的根源和灾难的源泉：这罗锅“是个挑拨离间的能手”，他每天晚上都“高视阔步地走进咖啡馆”。一方面，李蒙的小丑面具赋予了干预生活、颠覆秩序的权利，这种对现实的轻侮态度恰恰代表了小丑、骗子、傻瓜等狂欢人物的特殊意义所在：“他们有权不理解生活，有权打乱生活，对生活加以夸张、滑稽模仿；他们有权不成为本义上的自己，有权说话，讽刺性模拟；他们有权通过戏剧舞台的间隔的时空体生活，把生活描绘为喜剧，把人们表现为演员；他们有权揭开他人的面具；有权用最损的(亵渎偶像的)话骂人；有权公开一切最最隐秘的私生活”。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李蒙带来的现实的压力促进了狂欢气氛的生成，表明了现实在狂欢化世界感受产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实被人为隔绝在狂欢世界以外，而狂欢人群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并在拒斥它的过程中产生快感，在抵抗束缚的自由宣泄中尽情享受压力下的高峰体验，这也是狂欢化世界感受中的两重性悖论。另外，李蒙的现实人格在“对形形色色的抢劫案和犯罪行为”的反常兴趣中若隐若现，并最终受到马西本人现身的激发，从隐性转化到显性。只是上述光明中的黑暗元素都在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