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与重返自然的和谐一一浅谈乌热尔图生态文学创作中的文化

晴格格

       关键词：文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多元性；虚假生态保护主义；生态和谐
　　论文摘要：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成熟，他认识到“文化危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本文着重对乌热尔图生态思想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读，发现在许多小说和理论文章中他多次对“人类中心主义”、“虚假的文化保护主义”等导致生态危机的错误意识加以批判，倡导“以为母亲”，“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现，他坚持民族的“自我阐释和“声音的不可替代，追求文化的多元性，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研究和模式的变革，以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化批判是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美国的科学史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生态问题远远不止是科学问题和问题，生态危机是文化危机、人文危机，甚至是人性危机，更准确地说生态危机是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乌热尔图一直执着于探寻鄂温克族的深层文化意蕴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他对那些随意践踏自然的身体和尊严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加批判;同时，他面对古老民族文化的逐渐消散痛心疾首，他要喊出弱小民族不可替代的声音。他认为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依赖于多样化的生存空间，文化多元是维系生态平衡的保障。文化批判—正是乌热尔图的作品生态思想最为’可贵最为成熟的部分，本文将就这部分生态思想作初步的整理和阐释。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一个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卡森。卡森认为，人类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乌热尔图发表了《大自然一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有关大水的话题》、《猎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阅读<白鲸>札记》和《生态人的梦想》等一系列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批评文章，生态思想越来越成熟，以至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态理念。在这些作品中，乌热尔图提出人类是生物社会的一部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作家尖锐地指出如果人类的科技文明和文明继续违反自然，把  人类的发展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话，人类将与整个地球一同陷人灭顶之灾。
    那些伐木人最大的炫耀是他们的采伐量。当你听到1.3亿立方米的木材运出大兴安岭的时候，不必赞叹，那只是正式公布的大大压缩了的生产数字，虽说它表明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以来的生产总量，并不包括数十万人口若干年来为越冬取暖烧掉和无端耗费的堆积如山的木材，其实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天文数字。
    “当这庞大的森工的所有开销，包括贪官污吏们的所有挥霍，统统由伐倒一棵棵鲜活的树木换取的利润去支付的时候，不堪重负的大兴安岭早已在呻吟、哭泣!”
    上段文字出自乌热尔图的文化散文《大兴安岭，猎人沉默》，在这篇文章当中作家痛苦的说道:  “而对将要失去森林失去草原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我剩下的只有难抑的叹息，还有绵绵的心痛。”‘3，乌热尔图认为人类享用、掠夺了自然资源后，又不可饶恕地做出了涸泽而渔的灭绝自然的残忍行为，是人类的利欲熏心、自我膨胀的结果。
    乌热尔图在(有关1998年大水的话题》中阐述:“当我们怨恨无情的洪水之时，更应该深刻地反省我们自己，反思我们那并不光彩的过去、反思我们头脑中隐含着的愚昧的观念、反思我们一贯对大自然采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还有我们那与长远利益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引作家在创作中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这些生态思想，这与生态批评家所提出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这正是乌热尔图生态思想的一面旗帜。
    生态思想家赞成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尊重人、维护人权、捍卫公平正义;乌热尔图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坚决摈弃“唯发展论”，并不是反对以维护人的当前基本的生存权利为目的的人本主义。他认为要把自然当作母亲，在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要有节制，疯狂无度、榨干母体的血肉，使其无法恢复，那么来自自然最大的惩罚就是“母亲”将收回人类所得一切，就会令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终生监禁:他认为人类应以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要肩负起自己的生态责任，万物生灵都有生存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对待自然要想对待母亲一样，懂得回馈，这才是人类发展的光明前景。
      二、对文化多元性的生态诉求
      乌热尔图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失去的原始家园的留恋，“但更主要的是惟恐整体性的鄂温克文化被‘切割采样’、‘改头换面的占用’;故而力图将现实、与部族神话、传说、图腾，寻根溯源，集纳些‘隐形文本’，‘阐释整个部族  的精神世界，使其更具凝聚力与民族意识，以便同其他生存群体相区别’，这也正体现着绝大多数弱势民族对与强势文化的“过度交流”的抵御。

    在90年代，乌热尔图迅速接受西方尤其是欧美新文化理论，吸收了后殖民理论的反抗性的质疑性的思想。乌热尔图的文化散文《大兴安岭，猎人沉默》中写道:“如今，大兴安岭中独有的‘声音’被‘替代’，我们听到的只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砍伐者和滥垦者的喧嚣。而那独有的‘声音’被‘替代’，不仅表现在生存环境上，在其它范围，如文化方面、如民族习俗方面，也面对种种的‘自我阐释权’被他人占有的现象。”乌热尔图坚持着对母族文化的自我阐释权、拒绝任何文化猎奇者对母族文化资源的盗用这种思想呈现在他的《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声音的替代》、《弱势群体的写作》等文化人类学理论文章当中。乌热尔图拒绝任何文化猎奇者对部族文化的盗用并不是要去追求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不能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其实彰显的是述说的渴望，他是想要大声疾呼:在多民族共存、同求发展的国度中，不要以强势文化的居高点和不公正的历史偏见去“曲解”或“误读”其他文化，随意去做“声音的替代”，这种剥夺他人自我阐释权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对此种文化的歪曲，必然消减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声音，是对整个生态文化的消减，其最终后果就是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映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不同的自然环境就会有不同的文化”，同样，多样的自然环境是多元的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如文化中的宗教、图腾、文学、绘画、歌谣、舞蹈、工艺、庆典等等众多方面无不以人类与大自然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为内容，无不呈现出人在自然生态中受到的教化心态，占有掠夺破坏了这些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则必将破坏这些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西方文化相对主义承认所有文化是平等的，实际上，在西方人眼中的那些弱势文化并没有享有平等的权利，印第安文化被无端扭曲，玛雅文化更多地沦为科学的对象，埃及文化更多是经常被用来作拍影片的背景，神秘的东方文化就是附庸风雅的饰品。在现实生活中弱势文化还是被排斥的“他者”，这仍是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而实行某些人所奉行的单纯的“全球化主义”，“单一文化主义”，.无视那些弱小文化，或叫“异质文化”的自我阐释，则是在消灭文化多元性，从长远来看，这必将使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因此，述说的渴望一直潜藏在每个民族的群体意识当中，自我阐释才能保持民族独特的个性，才能呈现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多元性的消失，同一文化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多元生态系统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未来多种可能性的消失，人类前景的渺茫”。口，因此，乌热尔图认为在文化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倾听边缘化和异质的声音，注意保护多元文化所生长的土壤，保持文化多元性，建立复合型文化，才能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正是乌热尔图对文化多元性的生态诉求。
      三、对“虚假生态保护主义”的批判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维护人与的和谐共存。在当今生态危机已经到来的时代，保护生态多样性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世界组织在全世界开展了评选“自然文化遗产”的工作，就对保护生态的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今的自然保护运动和文化保护中，隐藏着严重的虚假与虚伪，或曰“虚假生态保护主义”。
    在乌热尔图的小说《熊洞》中，一个林场主任以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地球就像一个睡着了的巨人，你看，河水像不像他的血，林子应该说是他的肺，现在，他的肺要完了”，“用不了多久、地球上会有一百万物种消失”。就是这样一个有生态意识的林场主任，对熊洞感上了兴趣，他竟然想猎熊，带着难于启齿的心事，他迫不及待地探进冬眠的熊的洞里，结果被吓得双目失神，演出了一场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的闹剧。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却在利益面前露出了虚伪的真面目。作者通过小说人物形象讽刺了那些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者，没有真正认识到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对于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意义。
    乌热尔图在散文集《呼伦贝尔笔记》的序中写到:“实际上，踏足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位，同样都是这笔珍贵遗产的享用者、占有者。无视这片土地上产生的古朴的文化，以种种堂而皇之的借口将其替代、覆盖或仅仅视为装饰物，势必潜在着某种作用于未来的危害。”这段文字揭示了人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大自然其根本原因即利益的驱使，同时，乌热尔图也指出在利益的驱使下，大自然沦为了人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打着资源保护的旗号下人类对自然采取的是“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致力于设立自然保护区或某某生态园，接着就是掀起了生态的热潮，城市的人们纷纷涌人森林深山、草原湖泊，“光临”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寨、‘营地，似乎人们的生态良知被唤醒了，开始回归大自然，似乎我们的生态系统有救了，然而这种热潮背后隐藏的深层动机不是热爱自然，而是将自然作为赚钱的工具，唯利是图的结果是大量游客的涌人，纷杂的车轮与脚印践踏了草原和森林，白色垃圾污染了湖泊、湿地，噪音破坏了野生动物宁静的生活，更吸引了无数的贪婪淫邪的偷猎者的黑枪，这虚伪的生态保护主义只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这种侥幸心理已经遭到了来自自然的惩罚。连年干旱、暴雨洪水、蓝藻泛滥、热带风暴以以往从未有过的高频率奇袭人类家园。这实际上不是保护自然而是将过去很少被破坏的自然后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人类“非生态”或“反生态”的思想文化的体现。
    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所蕴含和彰显的生态思想相比其他国内生态文学作品丰富而深刻，源于他对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这片热土的至真至纯的爱。本文着重对其生态思想中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读，乌热尔图倡导“以自然为母亲”、“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他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改变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才可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当然，他坚持“自我阐释”和“声音的不可替代”，也存在着一些理念上的执拗，而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借鉴与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对于维护文化的多元性，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况巨生活在此的古老民族敬畏自然、善待自然的生存策略和宗教思想确实值得我们去崇尚与敬仰。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