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国内研究综述

晴格格

鲍德里亚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旗帜最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理论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鲍德里亚思想的研究已开展了十余年。本文即是中国学界对鲍氏理论的接受情况的一个简要概述。
　　鲍德里亚 后现代 马克思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又译作波德里亚、博德里亚，港台多译为布希亚），法国著名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理论家，他用极端的“仿真”理论从消费、信息、传媒和技术的角度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由“拟像、符码和超真实”所组成的后现代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作品被广泛译介到世界，迅速确立其“后现代理论精神导师”之地位。鲍德里亚一生著作颇丰，发表了20多本著作和200多篇，对媒介和消费社会进行激进的批判，积极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评论范围涵盖了西方当代社会所有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包括：《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忘掉福柯》（1977）、《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中》（1978）、《论诱惑》（1979）、《拟像与仿真》（1981）、《致命的策略》（1983）、《冷酷的回忆》（1987）、《恶的透明性》（1990）、《完美的罪行》（1995）等。
　　从鲍德里亚著述的中文翻译情况以及目前出版的研究鲍德里亚的著作或论文来看，中国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研究还略显薄弱和滞后。迄今为止，翻译成中文的鲍德里亚著作仅有五部：《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物体系》（林志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版），在罗钢、王中忱主编的《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版）中翻译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章节，还有很多极具学术厚度的著作和论文未被译介且知者寥寥。
　　人们开始注意到鲍德里亚，是在阅读哈桑、杰姆逊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时，发现这个法国人的名字被诸位后现代主义大师反复提到。一直到1994年王岳川在发表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的《传媒与沟通：对后现代文化交流的透视》一文中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鲍德里亚才得以正式进军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该文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概述了丹尼尔·贝尔、杰姆逊、查尔斯·纽曼、伊格尔顿、阿多诺等人对传媒在后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但作者认为这些大师的论述并不全面，未彻底进入传媒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纵深分析，因此在第二部分作者集中篇幅介绍了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1999年王岳川在为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撰写“后现代主义”一章时，又把这部分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挪入其中，小节标题为“布希亚德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在王岳川本人的其他描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著作或论文中也始终保持着对鲍德里亚理论的介绍。继王岳川之后，1996年，盛宁连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介绍鲍德里亚的文章：《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解剖学》和《危险的让·鲍德里亚》，并对鲍德里亚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这是笔者能够查找到的国内最早的专题论述鲍德里亚的两篇文章。1999年季桂保以《鲍德里亚后现代思想述评》为题所作的博士论文，介绍了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和后现代文化批判的有关内容，可以说是国内第一篇对鲍德里亚进行专门研究的博士论文。此外季桂保还发表了《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述评》、《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观》等研究文章。2000年，佘碧平出版的《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一书以“鲍德里亚尔的后现代主义”为第六章标题，向读者概括和描述了鲍德里亚的早期思想。2002年，俞吾金出版《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第八章标题为“鲍德里亚：后现代主义的牧师”，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象征交换理论以及鲍德里亚后期的后现代性形象进行了阐释。石义彬2003年出版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一书的第五章一仿真、超真实和内爆为关键词勾勒了鲍德里亚的传播思想和理论图景。夏光2003年出版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的第五章为“博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模仿”，除了对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做比较深刻的分析外，还谈到了鲍德里亚后期著作《恶的透明性》和《美国》中反复出现的“仿真”(simulation)和“诱惑”(seduction)两个概念。2004年出版的金元浦主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收录了王岳川的论文“鲍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文化理论”。2004年出版的曾耀农的《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批判》介绍了鲍德里亚的影像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此外，2004年出版的蒋原伦所著《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以及2005年出版的高宣扬所著《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均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保留了一席之地。
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研究仅短短十余年，以200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进行鲍德里亚研究的多是文艺批评界的学者，此期发表的也以书评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如盛宁《危险的让·鲍德里亚》、王岳川《传媒与沟通：对后文化交流的透视》、季桂保《让·鲍德里亚大众传媒理论述评》等。2000年以后，更多的运用鲍氏理论对中国文化现实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开始涌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拟像”、“仿真”、“象征社会”等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同时也成为解读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过程中，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1.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与他的理论顺序并不吻合，是从晚期的“仿真与拟像”开始，再到早期的“消费社会”，暗含了一种时空错乱的特点。2.在对鲍德里亚的理解中，中国学者往往过于关注鲍德里亚前后期的变化，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这种观点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思想界确实存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性更迭，另一方面也直接来源于西方学者，如斯特、斯蒂文森合凯尔纳等人对鲍德里亚的解读。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理解其实就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在《冷酷的回忆》（1991－1995）中，让·鲍德里亚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20岁是玄想家（pataphysician）；30岁是境遇主义者（situationnist）；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越各界面；60岁则搞病毒和转喻。”这种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也给我们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参考文献：
　　[1]曾军.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黑龙江社会，2006，(5).
　　[2]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I.Duke Univerisity Press，199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