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主体性的哲学思考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主休性　特征　主体性原则

　　论文摘要：主体性强调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精神性因素的表现及功能，它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主体性，改革前呈现集体主体性;改革后则更多表现为个体主体性。本文欲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他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人类理性发展所需要的主体性原则。
　　在本体论领域研究问题，这是哲学相当长时间内所表现的事实。人类的智慧为寻觅一个终极的本源禅精竭虑地做出宇宙合理性的解释，从而为其他科学奠定知识的始基。从形而上学的“实体”或者“存在”到笛卡儿将范涵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背后的主体性因素揭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哲学第一原理，历程已经悠久，后者终于开启了近代哲学之门，为近代哲学的主休性原则莫定了基础。之后的探索，无论是康德还是到黑格尔都认为主体活动对于知识的把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理念)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恢复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马克思在历史实践中找到并发展了主体性原则—人之于客体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决定的。’本体论中，哲学探究的对象是对主体与存在或观念与理念等，一切力量的源泉都被哲学本体所统摄着。人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在极大的可能下是一种消极的附属品。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提出以后，哲学家们不断将对象从虚无中拉回现实，从客体转向主体。不管怎样看待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次要的，这种理性思维的外在形式，毕竟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易为理解人理应成为研究的对象。于是，关于人的研究是近代哲学研究的新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由费尔巴哈的生物人还原为社会人，指出人是在生产和交往中(即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展现生命的力量，人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人的力量与价值也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中国，历代领导人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人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起，经过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的丰富与完善，至今已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主体性及主体性原则被放在了应有的位置(这是基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历史条件讲的)。把人的生存和发展，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中，发挥主体性原则(强调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精神性因家的表现及功能，及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往方式。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研究主体性、发挥主体性原则的积极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应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西方，哲学上关于人权利、自由情感意志因子等已融人人的本性之中，与之相反，中国由于漫长的专制思想文化的浸淫，人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性概念一直处于压抑之中而未得到发展，个人主体性的发挥缺乏积极、自由形成的外在空间，专制制度从根本上阻挡了通往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道路，因而缔造一个外在的理性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无疑这一外在秩序的具备则应满足以下基本的几点:既定条件下的物质满足;政治制度的合法化;意志表达的自由。只有在理性的外在秩序的构建下，主体性才会有从内在角度舒展的条件和平台。也即主体性具备一定的理智、道德和审美情趣以及表达的意愿。一般来讲，主体性的舒展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实现。在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人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以形成这样的一种外在秩序。毛泽东力树人之主体的主旋律，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他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哲学的深厚动力就来自对人生命和意志的超越。他的“打破旧世界，缔造新世界”命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以及左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等都是这种倾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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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种倾向尤为突出，为实现这种超越，他毅然选择了经济上大跃进，政治上大斗争，文化上大革命，希图以文人的浪漫主义激情超越时空的跨距，达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彼岸，这是对主体性的自信也是对它的盲从，最终导致的只是主体性的阻碍甚至于灾难。主体性在他掀起的集体意识中失落了。
　　可以看出，在“毛主席时.，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与“存在”、“实在”等范畴相区别，而不是客体性中的僵硬的本原，强调人自身，即人的认识、经验、感觉、意志，突出地表现为主体性的集体化。在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下，这是由于社会历史的需要。在建设初期，也是同样的情形。但随着建设的不断前进和深人，政治经济文化等变化和交往已使其呈现出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主体性已经呼唤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这就与集体意志要求相矛盾。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不是千人一面。社会的意志存在是人的个别意志与认识的综合反映。现代西方哲学特别突出对人个体的研究，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生命的冲动，意志力的倾向和情感欲望的奔流。
　　虽然这不一定为一般人肯定，但却指明了个体独立与自由之于主体性价值的重要。个体性的社会存在是个人发展完善的前提，舍其必不自由，不自由则谈不上真正的个体性的个体存在，存在可能的只是其反面，即只是做工具性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性和价值性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已揭示了社会的理性制度和秩序。每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同时又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它的个性理智情感的表达均需在一定的秩序之内。如果主体表达的需要得不到秩序的支持或为秩序阻碍，则只能以一种隐式出现或根本得不到满足，处于压抑和悲苦状态。但是，现实与理想是两个不同的术语，现实总是不断地向理想靠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体性实现了一次大解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继推进。精神上的松绑，经济上的多元化存在，极大地扩张了主体性。从发展的现状来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思路十分及时地符合了当今中国的时代需要。
　　主体性在改革开放、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释放。随着市场价值取向的改革不断深人，市场所释放空间能力为主体性的施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历史舞台。十六大指出，“要形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民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没有人为的集中要求，有的只是“看不见的手”的挥舞。应该说市场为个体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场所，个体能量可以无限度地释放，自由、竞争公平参与和独立等因此获得肥沃的土壤。
       从市场和人的理性都是合理的角度思考，主体因之而成为一个合乎自己目的性的存在，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然而现实是复杂多变的，人的智慧相对于时代发展总是具有不完备性，从完善的完全理性的市场建立和人的理性行为总是向善来讲都是如此。因此，主体在我国市场条件下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变数，似可在西方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西方在几个世纪的现代化之后，市场一方面在扩张主体性的同时也为主体性的继续发展设置了陷阱。马尔库塞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代化条件下自由中的不自由，主体希望走出自由的困境，寻找依靠，逃避成为一种选择。“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鼓励，无权利和不安全……他感到孤立无助，于是他开始怀疑，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们的结论是否妥当不重要，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充分市场条件下，西方人感到陷人了主体性获得与丧失的两难境地中。相比之下，主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下，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中现状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市场条件下的主体性的争论开始兴起，主体在寻找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似乎走向了极端。个体价值取向得到了推崇和民间支持，而主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却遭到冷落，“唯物是从”的现象已抬头，主体性已滑向并演变为物质可能性日益增强。主体性在极端获得之时也许就是极度丧失之时。诚然，在制度有效性供给不足，自我理性约束不强的情况下，主体性的丧失必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主题。今天既存在主体性大有可为，也蕴有主体性消逝之虑。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对实践主体性的实现与社会化的矛盾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是朝着合类性的方向前进。个性化的发展始终在自觉状态下进行。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景:在社会化进行中合类性是自在的产生和发展着的，而在个性的发展中合类性则是自为的存在。在矛盾中，主题承担着超越自在合类性而达到合类性的历史重任。如何解决主题性的社会存在前提是与自由的主题性扩张这对矛盾紧张，也就成了一个尚须继续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