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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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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4 15:0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文关 键 词]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清真寺;经堂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 明清是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主要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清真寺的性质和分布格局、穆斯林的构成、伊斯兰教育等方面进探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唐宋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明清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伊斯兰教在曲折中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北京作为这一时期全国的、中心,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尤其值得注意。虽然北京地区并非中国伊斯兰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但研究这一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首先作用于北京地区,对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北京地区伊斯兰发展状况是全国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同时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影响着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的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如姜立勋等的《北京的宗教》(伊斯兰教部分)、佟洵的《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李兴华等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等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史进行了探讨。这些成果为文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主要探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状况,并着重突出每个时期的特色。
  
  一、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社会环境
  
  明清是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既宽容又限制的两手政策。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回族将领跟随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为建立和巩固明王朝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朱元璋对他们的功劳十分肯定,他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因此,他对回族将领的宗教信仰也显得十分宽容。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曾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②攻破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③。可见,朱元璋认为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蒙古、色目人只要“能知礼义”和“愿为臣民”,就是他的臣民。在此,朱元璋并未对色目人的宗教信仰做出限制,表明他对伊斯兰教是比较宽容的。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维系回臣之感情,注重尊崇回民之信仰④。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28年)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并御制《百字赞》表明他对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尊重。他将穆罕默德称为“传教大圣”“万圣领袖”“至贵圣人”,地位崇高。《百字赞》除在南京净觉寺存有碑刻外,西安化觉寺、杭州等地清真寺、重庆奉节清真寺、山东青州清真寺等寺都有,并被载入中国伊斯兰教典籍之中。它在全国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对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地区伊斯兰教都必将产生影响。而且,作为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后世诸帝及明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明朝甚至还出现了一位非常热衷伊斯兰教的皇帝,他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武宗曾对侍臣评论诸教,他说:“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比久也。”可见,较之儒、释,武宗对伊斯兰教表示出更多的青睐。他还曾作《尊真主事诗》表明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推崇,具体内容如下:“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⑤武宗还取了一个阿拉伯文名字,叫作妙吉敖兰,意思为安拉的荣耀。由于崇信伊斯兰教,他还向回回学习阿拉伯语⑥。由上可见,武宗对伊斯兰教十分痴迷。
  明朝政府一方面笼络安抚穆斯林,另一方面对穆斯林多所防范。明朝政府直接加强对伊斯兰教的控制,限制教长的权力。明代,“回民只有教长而无法官;教长只有传道布教之权,而不能掌理民间诉讼。明代所顾虑者,乃外族政治势力之膨胀,有碍国家之司法权,政府当不容许其存在”⑦。这与元代回回掌教哈的所拥有的宗教、司法大权有本质的不同。为限制穆斯林增长,明朝律法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⑧明朝初年,还禁止胡服、胡语、胡姓⑨。因而,改汉姓之风日盛,明朝统治者又觉得难以区分种族,又下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换姓氏。明朝政府以手段,干涉少数其中包括回族穆斯林的社会习俗,是为了引导穆斯林与靠拢,以此达到控制和利用的政治目的。
  清朝时期,各地回民多次叛乱,给清统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清廷进一步加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控制。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闰五月,因有大臣奏闻,通州等处穆斯林将传经之人称为师父,乾隆皇帝认为,这“虽亦如师徒俗称,但究不若并其名而去之”⑩,命令革除师父名目。七月,清廷对过往留宿礼拜寺的穆斯林进行稽查,命令各省督抚“倘见形迹可疑(穆斯林),即密禀地方官查究”{11}。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起义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十分忧虑,“该教人数众多,处处暗通消息,其散步于京城内外者,尤属不少。风闻该教人出有传单,约期议事,未知所议何事,恐有外来歼回意图构衅”,命令步军统领衙门秘密缉捕。欲留宿寺观客店的外来客民,“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收留。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随时赴该地面衙门送信”{12}。当然,清代伊斯兰教并未能够冲击封建统治,穆斯林已经成为统治者所谓的“国家编氓”“国家赤子”,他们在礼拜寺中供奉清朝皇帝的圣旨,借以保教,有时教中有事,甚至寻求政府的支持和庇护{13}。清朝统治者对此也有意识,故此,他们允许穆斯林正常的宗教活动,允许存在风俗习尚的不同。总体而言,明清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既宽容又限制的两手政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北京著名的四大官寺就是在明朝时期赐名修建的。北京清真寺中,有俗称四大官寺者,即“清真”“礼拜”“普寿”“法明”四寺。所谓“清真”即东四牌楼清真寺,“礼拜”即牛街礼拜寺,“普寿”即阜成门内锦什坊普寿寺,“法明”即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其所以俗称官寺者,“盖其寺中首领,囊昔由朝廷中正式任命为回民之长官之故所致”{14}。关于明代北京建有四大官寺和国内敕赐清真寺的情况,当时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曾有记载:“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15}清真寺的兴建与回回将领驻军有关,这是明代北京地区清真寺的又一特点。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朝阳区常营、康营,顺义区高丽营、回民营,大兴薛营、崔指挥营等,相传都是明朝回回将领屯兵之地,他们在当地兴建了一些清真寺。此外,北京地区还修建了三里河清真永寿寺、教子胡同新礼拜寺、蓝靛厂清真寺等。另外,如通县张家湾等清真寺也兴建于明代。
  清真寺向外城扩展,是清代清真寺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清初实行的分城居住政策和穆斯林居住区域的扩展有关。顺治元年五月(1644年),清政府实行分城居住制度,北京内城由八旗依方位而居,原住内城居民包括穆斯林一律迁居外城,导致清真寺向外城、近郊扩展,建立起一大批新寺。如:建于康熙时期的朝阳门外南中街清真寺、德胜门外大关清真寺、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西郊海甸清真寺、西王府清真寺、蓝靛厂清真寺、安和桥清真寺、树村清真寺,北郊清河清真寺等。建于乾隆时期的朝阳门外八里庄清真寺、西直门外南关清真寺,建于道光初的崇文门外堂子胡同清真寺,建于光绪年间的崇文门外上唐刀胡同清真寺等{16}。清朝除兴建清真寺外,还注重前代清真寺进行修缮和扩建。牛街礼拜寺历史悠久,清朝政府对此寺非常重视。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对礼拜寺进行修饰,并“敕赐礼拜寺”横额。

  三、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穆斯林的构成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穆斯林已经比较多了。北京地区穆斯林群体的壮大,一方面是元代北京地区穆斯林自身繁衍的结果。穆斯林世代相传,延续自己的信仰,队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南方穆斯林的北迁壮大了北京地区穆斯林的队伍。《冈志》作者认为:“今燕都之回回,多自江南、山东二省分派来者,何也?由燕王之国护围(卫)军僚多二处人故也。教人哭父曰:‘我的达’,其亦山东之俗也。”{17}明代禁止外族自相嫁娶的禁令进一步促进穆斯林人口的壮大。禁令本为限制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但是,实行的结果,却导致穆斯林的增加。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穆斯林实行教内通婚,即只能与信仰相同的人结婚。若要与外教人结亲,则须先使对方改奉伊斯兰教。明朝政府的同化政策,使得穆斯林与异教通婚成为合法化。久而久之,穆斯林所娶的汉族女子,穆斯林所嫁的汉族男子,都改为信仰伊斯兰教。

  
  清代回回营清真寺的建立,为北京穆斯林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乾隆时期因平定新疆而在内城修建回回营清真寺,对全国穆斯林实行笼络之策。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疆凯旋。乾隆皇帝特命在京安插降服大和卓部头领及族众,将他们编为一佐领{18}。清廷特在西长安街路南辟回营一处,建造营房供留居北京穆斯林居住。为尊重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乾隆皇帝下旨兴建清真寺,并赐名“清真普宁寺”,即回回营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建自乾隆二十七年(1672年)春,至二十九年(1674年)夏竣工,占地面积二十五亩有余,“费用官银至一帑之巨”,寺成,乾隆亲自撰写《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19}。从此,维吾尔族穆斯林成为北京地区穆斯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经堂及经堂教育改革
  
  伊斯兰教育是伊斯兰教和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是伊斯兰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经堂教育的创立及清末经堂教育改革是伊斯兰教育史上的大事。
  经堂教育又被称为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是指在清真寺招收学生,以培养宗教经师和普及宗教知识的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经堂教育的创始人是胡登洲,他鉴于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落后状况,并凭自己家境丰裕的有利条件,收徒讲学。经堂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由开学阿訇招收学生即“海里凡”,传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分“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学生食宿由教民供给,招生人数视教民的供给能力而定。经堂教育与传统的口头传授不同,是一种新的教授方式,制定有严格的规章{20}。胡登洲在陕西开创经堂教育以来,各地也相继兴起。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他的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步形成各具特点的不同学派。陕西派,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其经学风格是风格精而专。山东派,由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常志美、李延龄所倡导,其经学风格是博而熟。此外,还有云南派等。北京是全国交流中心,吸引了全国许多著名的阿訇及伊斯兰教学者,如王岱舆、刘智。他们分别是胡登洲的五传弟子和六传弟子,是经堂教育培养出的优秀代表。他们精通儒释道伊,以汉文注释伊斯兰教经学。常志美的弟子也曾先后来京讲学。他们在北京著书讲学,对北京地区经堂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堂教育在上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它也有自身的弱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暴露出许多弊端。尤其是到了清朝末期,正如赵振武所说:“经有清二百年之摧抑,回民乃变其积极态度而为消极,退居寺内,仅守教功。阿衡之所倡,教民之所由,厥为寺的教育而已。”特别是由于不学习和其他科学课程,造成学生汉文水平较低或极低、知识面很窄,造成穆斯林的普遍贫愚{21}。回民中的有识之士,提出改革经堂教育,兴建回民学校,普及回民教育。王宽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世为牛街礼拜寺阿訇。王宽少承家学,长大后跟随明师,学业大进。1905年9月,他赴麦加朝觐后,特意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实地考察。王宽感慨颇深,“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乃锐意兴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宽与王友三等人发起,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达浦生担任校长,主持教务。这是改良传统经堂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回文师范学堂与传统的经堂教育的区别主要在课程上,经堂教育教授伊斯兰教经文,回文师范学堂除经文之外,还教授汉文及各种科学。回文师范学堂以培养经汉兼通为主旨,是对传统经堂教育的一大突破。可惜不久,因经费和师资困难,被迫停办。在回文师范学堂停办的第二年王宽又联合马振武等人创办了清真两等小学堂,即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校址在牛街礼拜寺后院。马邻翼任监督,王宽校长,教师中有很多知名人士。课程设置按照学部制定的学制,与一般学校相同,只是每逢主麻日下午,放假半天,以便回民子弟到清真寺作聚礼,参加伊斯兰教活动。王宽创办的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虽然是一所普通小学校,但它对北京甚至全国的回民教育来说意义深远。清真两等小学堂建立后不久,北京其他穆斯林聚居区相继设立清真小学堂。第二小学在三里河,第三小学在花市,第四小学在教子胡同,第五小学在西郊海淀。回民教育,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但是,王宽办学时值清末,动荡,衰败,筹款维艰。学校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主要靠王宽等热心教育人士自己筹措。随着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开支越来越多,经费困难也就越来越大。最后,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由官方接收。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于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官办,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名牛街小学{22}。王宽办学产生深远影响,正如赵振武所言,自从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创办后,“流风所被,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地,几乎莫不有回教小学之设”{23}。
  明清时期穆斯林有识之士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创立适应社会进步要求的教育形式,对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卷1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明太祖实录》(卷26),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③《明太祖实录》(卷3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④⑤⑦{14}{19}{20}{21}{23}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200、499、212、473、427、1023、948、94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明史》(卷325),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⑧《大明律附例》(卷6)。
  ⑨《明太祖实录》(卷30),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⑩《清高宗实录》(卷1132),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清高宗实录》(卷1137),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清穆宗实录》(卷35),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17}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第92、33页,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15}张至善:《中国纪行》第4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16}{22}彭 年:《北京的回民与伊斯兰教史料汇编》(内部刊物)第254、63页,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1996年。
  {18}《清高宗实录》(卷605),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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