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南海地名词汇看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黄豆豆

　　论文关键词：南海　地名　地域文化　特征  
　　论文摘要：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本文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南海17个地方地名词汇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名词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保留至今，成为历史文化的见证。
　　  
　　一、南海的历史地理概况  
　　  
　　南海地处珠三角腹地，曾是历史上古南越族的聚居地之一。南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南海秦时设郡、隋时置县。一直到1992年，南海撤县设市，并于2003年作为“南海区”融入大佛山。后来为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又把区域整合为2个街道办事处和6个镇，这8个镇（街）共包含大沥等17个区域。本文将对这些地域的现行地名进行考察，以地名这扇小窗窥探当地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南海地名词汇的特点  
　　  
　　地名是用来指称特定位置上特定类型的地理实体，属于词汇系统中的专名。本文以《南海区政区图》为依据，探究南海17个区域地名的用词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一）地形地貌地名  
　　南海地名中有很多是描绘当地的地形地貌的，而且以平原、河涌、沙滩、山丘为主。这一类地名中通常含有由“江”“冲”“涌”“山”“岗”等词或语素组成的通名，如“九江”“泌冲”“华涌”“狮山”“松岗”等95个地名。  
　　上述地名至少反映了以下两大类地形地貌：一是与水有关的河流、沙滩、池沼、水沟，这多与河网地区的开发有关，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江”“冲”“涌”等，表示当地某种地理性质或类型是河流、水沟、小溪流居多；一是与山有关的小山丘、山岗、山峰、山岭，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石”“山”“岗”“峰”“岭”等，而且通名可放在专名之前或之后。在上述两类地名中，通名带“沙”“岗”的占了多数，说明南海的地形地貌特征以河道、冲积平原形成的沙地、小山丘为主。  
　　（二）经济地名  
　　南海夏季雨水充沛，农、林、渔业发达，因而传承了大量与农、林、渔、手工业等相关的地名，而且颇具岭南特色，如：“莲塘”“荷村”“芦塘”“梅圳”“甘蕉”“大谷”“西樵”“上柏”“下柏”“松岗”“林岳”“草场”等，有的地区还直呼其名为“渔业”“官窑”。这些地名都记载了昔日南海农、林、渔、手工业的发达状况。此外，有些地名还反映了该地区人们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诸如“金利”“平胜”“金沙”“银滩”等地名，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南海的经济发展。  
　　（三）吉祥地名  
　　在南海有不少反映人们追求安定生活、吉祥如意的地名。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里，并把语言符号看作吉祥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诸如“太平”“民乐”“和顺”之类的地名。有趣的是，在这类吉祥地名中，专名用表示动物的名词指称的地名较多，这些词所描绘的动物既有理想中的，又有现实中的。如象征吉祥如意的龙、凤，人们取龙凤呈祥之意；此外还有狮、象、鹤等，它们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喻意，象征吉祥、兴旺、长寿。这类地名有“龙头”“凤岗”“狮山”“象岭”“鹤峰”等。  
　　（四）姓氏地名  
　　姓氏地名不仅南海有，其他地方也有。但南海的姓氏地名别具一格，它以姓氏作专名，以语素“边”作通名，“边”含有边境、边界之意，是此地与彼地的界限，如地名“谢边”，“谢”代表姓氏，“边”表示特定的地理性质或区域范围，从“谢边”这个地名我们可以知道此地居民大多是谢姓人家。像这样的地名还有曹边、钟边等，其他地方的姓氏地名一般是在通名“村”“庄”“店”“镇”前冠以姓氏，有的还在姓氏后加“家”，以表示同一宗族，如范村、高家庄、王家店、赵家镇等。南海姓氏地名以“边”作为通名正是其独特之处。  
　　（五）数字、方位地名  
　　南海的数字地名所采用的数字有三、五、六、七，百、万等，有些表示当地某种地物的数量，如“三山”“七圃”等，有些则是表示一种概数，形容地物数量之多，如“万石”等，这些地名都是具体的、形象的。方位地名则显得有点复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专名直接使用方位词，且放在通名前，如：东联、西樵、南海、北沙等；二是方位专名放在通名后，如：河东、岭西、烟南、崇北等；三是用不同类型的方位词，如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或方位词与数词组合在一起表示地名，这些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往往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区域，如：上东、下东；上西、下西等；四是在同一个大的区域，由于其所在地方位的不同而分为若干更小的区域，并由此衍生出以该大区域地名的通名冠首的小区域方位地名，如大区域地名“大沥”衍生出小区域地名“沥西”“沥东”等。  
　　（六）底层词地名  
　　底层词的形成涉及语言接触的留存问题。古南越的底层词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引起陈柏辉、李敬忠、欧阳觉亚、宋长栋等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如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底层词地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并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语料证明南越底层词与壮侗语词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六”“罗”等是壮语lu:k、na的对音，原义是“山地”或“水田”，这类地名在南海也有，如“六联”“罗行”等；“洞”原义是各种山，如“洞边”等；还有“塱”原义是冲击平原、低地，也写作“朗”，如“塱沙”“朗星”等地名。
　　三、地名词汇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语言与文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萨丕尔曾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南海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含有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反映了形成这些地名的自然和人文的各种条件。
　　（一）反映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变迁  
　　从以上对地形地貌地名特点的分析，我们得知南海地处平原和丘陵地带，由于其靠近沿海地区，因而河道众多，河网开发频繁，地名也就多以地形地貌来命名，并且大部分都与山或水有关。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秦时的南海郡包括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的南海大得多。它包括“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等六县，曾有过海，但今天的南海地名中含有通名“海”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海。在先秦典籍中，“海”多为地域名而非水名，如《尔雅·释地》中指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秦代“南海”泛指岭南地区，秦在岭南置三郡，南海郡为其中之一。这些地名都较好地保留了当地昔日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变化。  
　　（二）反映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地名是经济地理实体的名称，它随着经济实体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演变。经济地名较好地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南海的经济地名中，以反映农、林、渔业为主，手工业占少部分，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古有的经济特色。几千年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必然导致了经济形式以农业家庭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式为主。因此，在历史沿用下来的南海经济地名中，农、林、渔业地名较好地反映了过去南海的经济形式。
　　（三）反映追求安定、趋吉避凶的心理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注重吉祥文化，吉祥如意在人们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追求自由、安定、幸福的生活，并把语言符号当作健康、吉祥、幸福、财富的美好象征，认为说吉利的话、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办事就会顺顺利利，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这种心理和美好的愿望也体现在南海的地名上。吉祥地名的产生无疑透露出人们趋吉避凶，追求安定、兴旺、幸福生活的精神文化信息。  
　　（四）反映重宗族的心理  
　　宗法制度在古代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其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告诉我们，宗法制度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们重宗族的心理文化也随之消失。精神文化是最深层、最稳固的文化，它可以通过风俗习惯、地名词汇等保留下来。古代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是家族单位，经济上一直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因而形成了聚族而居、几家几户即可构成一个村落的特色，并且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绝大部分都同属一个姓，也即同宗同族，于是才产生了如此多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并且以“边”作为通名划分村落范围的界限。  
　　（五）反映重数字、方位文化的心理  
　　从古至今，人们对数字、方位词有特别的爱好，古人认为万物由“一”而生，追求“双”的对称和谐之美，今天人们更把数字因谐音而取义的吉祥文化推崇备至。方位词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的相互对应也是中国方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南海”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南方之地”。人们喜欢用数字、方位词来给地域命名的原因除了这一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外，还在于数字、方位词便于记忆，能准确指示区域的地理性质或所在的地理位置，如“三山”这个地名是因该地有三座山而得名，“北村”则显示该地的地理位置是在该区域的北部。  
　　（六）记录历史变迁、民族遗迹  
　　罗常培先生曾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地名的遗留往往还显示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往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南海地名中存在部分底层词。这些底层词是过去民族历史的镜像，清晰地记录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遗迹。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2]邢福义.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5]班固.汉书·地理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6]宋长栋.岭南地名中所见语言的接触、浸润与交融[J].学术研究，2000，(9).  
　　[7]李锦芳.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J].贵州民族研究，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