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欢化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狂欢化理论；巴赫金；文学；哲学；意义
　　论文摘要：试图阐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诗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并联系巴赫金所处的历史背景、个性命运，从宏观上去把握其艺术的深刻思考及其原因。


　　如今，在商品经济主宰人们生活，金钱成为人们主要的追逐对象，文学日益退出主流话语，日益边缘化状态的大背景下，文学理论园地则多少显得寂寥了。但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名字却为我们带来了一道亮色。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则成为解释当下文艺现象(尤其是大众文艺)的绝佳上好的依据。国内有关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文本解释的研究层出不穷，本文则试图阐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诗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并联系巴赫金所处的历史背景、个性命运，从宏观上去把握他关于艺术的深刻思考及其原因。
　　一、狂欢化理论产生的意义
　　狂欢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反叛，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渴求。但狂欢化理论又具有超越现实的永恒魅力，在诗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诗学意义
　　巴赫金狂欢化理沦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文学研究。传统的诗学研究，要么从社会历史的茫茫大海中找寻文学的根基，象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元素说；要么把文学的归宿定格为文本自身。如形式主义者把文本看成自律自足的客体。但无论是从外部出发作整体宏大的观照，还是向内作微观精神的审视，都在展示其理论严谨深刻时又表现出其狭隘与片面。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却克服了这种“内”与“外”的对立。一方面，它并不离开文学自身的特性，而从文学自身内部结构出发，即从文本自身出发开始考察，这一理论主要是从研究小说理论开始的。他从小说体裁追溯到狂欢体、狂欢节，然后又涉及到民间笑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戏仿、俗语、怪诞肉体形象，以及这些形式是怎样渗透到文学中，并逐渐内化为文学性因素的。托多洛夫曾指出巴赫金比“形式主义更加形式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巴赫金是通过深入作品结构内部来把握文学的，他尊重文学的体裁、技巧等形式因素。另一方面，其理论又涵纳了社会历史的喧嚣与骚动。巴赫金认为，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是中性的，不可能不关涉意义，例如体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不可能不传达某种意义。因此，巴赫金在研究小说体裁形式时，并不是共时静态地研究，而是做历时性地探索。他发现民间狂欢节这一文化现象对小说体裁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他考察了狂欢节产生的由来、兴衰特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民间笑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节日，更重要的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是“第二生活”，一种别样的冲击现实的完美生活。而狂欢体或者是后来的小说体裁则是完美生活的记忆形式，巴赫金称之为“体裁本身的客观记忆”。狂欢化理论既摒弃了形式主义学派与世界的封闭隔离，又避免了经济决定论者对文学阐释的僵硬性与强制性。对文学的研究。我们常常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告诉我们，“内”与“外”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交流互变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双声思维、对话艺术思维的确立，使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手段和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巴赫金认为，各种艺术因素、手段都可以熔于同一文学作品之中，即使是难以相容的因素。贵族与贫民窟下层人、哲理对话、冒险幻想等惊奇地交叉在一起，消除了原有体裁之间的对立，形成不同艺术要素之间的交往对话。同时在结构上，也可以利用几个情节线索平行发展的对话形式，形成对话结构。另外，也允许各种人物的不同思想存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文艺学中阐释了一种主体性思想，即“主体间性”。在巴赫金看来，以往的文学创作常常被一种独白的思想占据了。这主要表现在，作者统摄一切，控制一切，人物受作者支配。人物在作者的控制下失去了自主性、主体性。在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中，人物不是作为自由的人来看待，而是作为客体，作为没有思想的存在，人在这里完全物化了。人物丧失了主体性。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无疑大大加强了人物的主体地位。主人公与作者平起平坐、自由独立、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人物又并不是与作者绝对对立的，他不能离开作者，需要通过作者的观照来完善自己。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仅找回了已消失的主体，同时又加强了主体之问的交流互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虽然研究的重点是小说体裁，涉及的只是诗学领域，但这一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却超越了诗学的范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理论在人类的意识领域中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2．哲学意义
　　狂欢化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树立了新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两种态度：一元论和二元论。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强调绝对性。机械唯物主义只强调物质，唯心主义看重意识；而康德则表现世界与意识之问的不可调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确认心灵与世界的对立，但并不象康德理解的那样不可沟通。世界向我呈现为必然性，变成我自己安排的世界，转化成“我应当做的事情”。世界在本质上并没有意义，只是在我主动给予和世界被动需要的关系中才呈现意义。我处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因而我有责任对世界作出应答。我通过我的活动行为所表现的价值来塑造世界。因此，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它使人们摆脱了用刻板、僵化、静止的观念来看待人和事。存在并不具有自足性，它处于不断地建构与完善之中，处于价值关系中，处于未完成状态。因而，一切自以为是的制度、文化、真理都会在变易中消失。纵观人类各个文化领域，没有哪一个在当时看来具有完美性的哲学、制度等，不在时间的淘洗中而改造换新。同样，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庸庸碌碌，因为我没有任何成绩。但这种评价只是表现此地此刻的，并不代表我的未来，未来的我处于不断地筹划与改造之中。这样说来，我是未完成的。所有人对我的解读并不适用于我整个的变化的人生。总之，这种哲学鼓励创造性、开拓性。其次，这种哲学提倡相对性精神。狂欢化理论摧毁了绝对真理，世界与心灵的问题并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二者如何协调的问题。世界与心灵都是相对的，都需要在其相互的作用关系中达至完善。因此，这一理论可以用来否定中心，瓦解权威。再次，这一理论主张平等对话，这就打破了独白的垄断地位。无论是官方的主流的思想意识，还是民间的次要的思想意识，都能平等共存，并相互影响交流。这对倡导世界的多元化，对话是有积极意义的。

　　3．政治意识形态意义
　　首先，狂欢化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争取平等、自由的倾向。巴赫金着重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这个伟大节日的意义与文艺复兴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笼罩在神性之中的，当时尊崇的理性也是神的理性。人在神的权威中淹没了、异化了。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反对神权、反对禁欲主义、反对专制。巴赫金也顺应了这一潮流。他利用民间的一切诙谐形式来批判当时的教会和官方的片面严肃和僵化，“所有这些仪式和演出形式，作为取乐为目的的活动形式，同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都有明显的区别，可以说是原则性的区别，他们显示了看待世界、人和人的关系的另一个角度，绝对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这不仅是一种与官方和教会相对的另一种生活，“第二种生活”，同时这一生活与官方建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对立的，相抗争的关系，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那时有过一个诙谐形式和诙谐表现的广大世界同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在音调和气氛上)文化相抗衡”，‘任何教条主义，任何权威观念，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同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成规和定论，都是相敌对的”。巴赫金经常提到狂欢节上的脱冕加冕的游戏。这一游戏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其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国王遭受全民的殴打、辱骂，实际上是民问、大众的力量对官方、教会的战胜。可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仅是要恢复人类欢乐的节日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意义，即对等级制度、神学、官方的颠覆与瓦解，诅咒一切妨碍生命力的僵化、保守力量，将一切高贵的、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东西降低。巴赫金的直接的政治寓意是指向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巴赫金生活在这种文化的边缘处，并处处遭受压制。因此他要用这种间接的方式来批判表达对这种牛活的不满。其次，狂欢化理论表现出对全民的关注。狂欢节不是封闭的、孤独的内心体验，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获得一种集体性的感受，获得整个宇宙的统一感，“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人人都可以参加，不分等级，不分表演才能的高低，人人都被赋予了这种权利。甚至，狂欢节的感受是包括整个字宙的，无论人、野兽、植物、大地等都融混在一起，享受这种统一感、集体感。巴赫金在分析肉体系列时就表现了这种全民性，他认为肉体并不带任何自私自利的个人色彩。他认为，拉伯雷描写嘉佳美丽因吃牛肠而导致了脱肠这一细节，表现了人的身体与牲畜的身体接近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人的身体或动物的身体都是整个宇宙身体的一部分，是全民性的共有物。与全民性紧密相联的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是公共广场，“只不过，中心的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呢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演出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在这里，广场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人民大众聚会的场所，也象征着尽情地享受着感官欲望却也理性的自由空间，即“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巴赫金更关心的是广场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性是有政治意识形态意义的——即与官方的权威话语相对立。
　　巴赫金的狂欢节与其说是在摧毁旧的制度、旧的思想观念体系，瓦解权威和中心话语，即一种批判的表达，还不如说狂欢节是在构造政治乌托邦理想，“可以说，它们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自由的法律生活”。’自由、平等、大众的全民性生活，人人共有富裕，象大多数的乌托邦向往者一样，巴赫金希望“现实地和完全地回到农神黄金时代的大地”。
　4．语言学意义
　　狂欢化理论反常的思维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一元论权威，从而使民间古老的方言、俚语、格言、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获得了新生。巴赫金认为，这些民问的粗俗语言并不是狭隘的，而是具有强大的解放力和再牛性，“骂就是死，就是青春既逝老死将至，也就是一个活牛牛的身体现在已成为一具僵尸……但是，也是在这个形象体系中，继死亡而来的又是复活、新的一年、新的青春、新的春天。因此，与辱骂相应的是赞美。因此，“辱骂与赞美是同一个双体世界的两个侧面”。
　　狂欢化理论又瓦解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形式主义所持的语言学观点，即认为语言是静止封闭的客体。同时，它使语言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语言既涵纳社会历史的喧嚣与变迁，直接关涉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意义，又具有对话性。这一新的语言学对整个欧洲语言学思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提供一些有力的启示。
　　二、狂欢理论产生的原因
　　狂欢精神自古有之，但为什么在巴赫金这里才形成一种诗学理论呢?狂欢节源于欧洲，但为什么这一理论却在俄罗斯产生?理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现实。
　　巴赫金在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津津乐道于等级制度的颠覆，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新型关系，沉潜于自由，这是一个与他生活的社会现实迥异的天地，是对于现实的强烈反叛。巴赫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无沦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都达到了专制的高峰。整个社会极端政治化、教条化、绝对化，缺乏自由与活力。巴赫金一生都处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因此，狂欢化理论中寻求感官的满足，寻求原始的生命活力与自由，这也暗含着对斯大林统治的一种间接批判。
　　当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它是俄罗斯文化与巴赫金自身个性碰撞产生的结果。
　　1．俄罗斯文化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整个俄罗斯的文化就是杂语共生的多元的文化。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是横跨亚欧大陆的，而这样的地域特征又必然使俄罗斯承受东西文化的双面夹击。这个民族一直处在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的冲撞斗争之中。俄罗斯是一个矛盾的民族：“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同在，民族沙文主义与世界经济主义共生，世界末日——弥赛亚信仰与表面的虔诚共存”。Pm因此，关于人生、理想、自由、上帝等，俄罗斯难以建立一个理性层面的权威：他们有的只是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不同的声音，只是争论不休的狂欢场面。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文化摇篮里，孕育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其次，俄罗斯独特的宗教信仰给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以直接启示。基督教分为丽个教派，西方国家属于两派教会，即罗马天主教；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则属于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有一条重要的教义，“关于救赎论，注重道成肉身，认为人之得救，在于把有罪必死之人，通过与道成肉身基督神秘联合而变成属神的，不死的生命。东正教认为每个人都在亚当的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身，也要依靠天主，首要的是必须自身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宗教信仰必须蜕变成具体丰富的肉身，而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念。救赎本身既不是神、天主能够单独完成的，它同样是凡俗的“我”自为的产物。上帝形象抛弃论集中地体现了俄罗斯这种独特的宗教思想。它指基督教放弃自己的上帝形相，采取奴仆的形象，卑微地受难而死。可见，对物质的关注，对肉体的迷醉，这是俄罗斯东正教思想极为重要的方面，正如尼古拉·齐尔诺夫所述：“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基础信念是承认物质的潜在神圣性”。与上帝形象抛弃论相关的还有彻底的集体性。“基督教不是我们个人的，而是我们共同的救世主”，与个人价值相对立，集体价值具有优先性。从上帝形象抛弃论的传统中吸取营养，巴赫金把物质性变成吃喝拉撒性等日常生活的分析上，而把彻底的集体性转化为全民性的亲昵接触，宇宙万物之间的融通。
　　再次，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现象是巴赫金所论述的那些狂欢形象体系(小丑、傻瓜、侏儒)的直接源泉。圣愚，是伟大的矛盾体，他们在生活方式方面完全不遵循常规，常常赤身裸体．披挂引人注目的破烂布片，显得肮脏寒酸．粗俗不堪；但他们同时又具有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预知能力。他们的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往往被看作高度虔诚精神的象征。总的说来，圣愚是丑陋的外形、不健全的智力和伟大思想的巧妙结合。圣愚在俄国是比较普遍的。圣愚现象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因为它是俄国社会生活中两大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即把基督教的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的行为的结果。萨满，是指治病和引发疾病的巫师。萨满教不必象基督教传统那样向神供奉牺牲．相反，他们致力于“巧妙使用”较小的神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因此萨满教信仰的神不是高贵、神圣、圣洁的化身．而更多承继了巫师的特征．或奇形怪貌，或疯疯颠颠。俄国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一直是东正教，因此萨满们的虔诚被看成是对基督教的虔诚。双重信仰冲突所产生的圣愚现象对俄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民族性格特征、艺术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各种在灵魂深处自我反省的人，各种具有精神变态的人，都无不受到圣愚现象的影响。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里的形象体系也即是这种圣愚现象影响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他们直接来源于俄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圣愚，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正反同体性。傻子、侏儒往往是伟大思想的载体，是孕育思想之花的土地。
　　2．巴赫金自身狂欢化的生活和性格为其理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巴赫金自身的正反同体性。从生理上来说，巴赫金年轻时就患了周期性骨髓炎、肺炎、脑膜炎。各种疾病缠绕着他，使他俳徊在生死线上，他领略了生的喜悦和可贵，也体验了死亡的痛苦与恐阵。他的一生就在这种“冒险的时间”中渡过。可就在这种病痛的折磨中，即便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保证，巴赫金却走过了八十个春夏秋冬!一方面死亡之神极力诱惑着他，另一方面，生命力却在顽强的滋生漫延。死亡更生，这两种人生极限在他的肉体中得到了很好的交融。从地域上来说，巴赫金一生都过着一种边缘性的生活。他一生热爱并沉潜于学术，可他却一直被排斥在学术中心之外。但巴赫金的思想却又具有超地域性、全球性。巴赫金的思想后来不仅为俄罗斯人民接受，同时也受到欧洲人的推崇，现在他的理论已成为当下整个世界生活的精辟概括。生活的边缘性与思想的超地域性，命运就是这样戏剧般地折磨着他。从性格上来说，巴赫金恬淡寡欲，与世无争，好静沉思，他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但另一方面，巴赫金在涅维尔的哲学小组讨论中．他总是慷慨激昂，能吸引大批的人，并很快成为中心人物。巴赫金在摩尔多瓦大学学生们的记忆里永远是神采飞扬的，象一块巨大的磁铁，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似乎又是个善于表达并乐于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人。死亡——更生，地域性——超地域性，内向——外向……仿佛狂欢节上国王玩的加冕脱冕游戏，只是巴赫金把游戏变成了自身实实在在的生活。
　　巴赫金自身求证集体性、全民性。弗洛姆认为人生而孤独．孤独是一种消极性体验．因而必须用工作等方式来消除；现代哲学则普遍把孤独提高到具有本体意义的层面，它是对个体性的一种积极确认。总之，个体价值在当下世界得到了积极张扬。巴赫金并不是没有体验过孤独，在流放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孤独的煎熬。他最有权力为孤独辩护，而他却说：“……这里首次出现了一种不断深化的自为的我．但不是冷漠的为自己的我”。巴赫金承认自为的我的个体性，同时又强调我是包容他人的我。我中有他人，他人中有我，我与他人联成一片。巴赫金把个体看成是集体性、全民性的。这一点在巴赫金的生活中有表现。他生性沉静，加上长期的边缘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命运一直想使他变成一只失群的孤雁；但他身边依然有不少的知心的朋友，卡甘、孔金娜等。即便在流放的地方，他仍同当地的人民打得一片火热。他要融在人群中，只有在人群中他才体验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他的学术成就也如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等书以朋友们的名义问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躲避当时政府对他的书的查禁，也不是他的朋友背信弃义盗用了他的书稿。既然这样，巴赫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思想成果转让给他人呢?他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个人的，除了朋友们帮助整理编辑之外，同样也只有在与他人的碰撞与交流中，他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个人并不能最终完成。他把零散的思想留给他的朋友们、我们、甚至未来所有的人，它需要人们共同去对话构建。巴赫金渴望那种融人人群的集体性、全民性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