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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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深化，汇率制度在促进贸易快速发展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收支失衡，协调这种矛盾关系到国际间的长期交往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我国汇率制定改革的绩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文献综述

　　Mussa(1986)最早研究了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他发现，在固定名义汇率和可变动名义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实际汇率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别。Calvo (1986)对拉美国家的名义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做了描述性说明。Baxter and Stockman(1989)开创了实证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先河，比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重要经济总量的时间级数后发现，在灵活汇率制度下,除了实际汇率具有更大的可变性之外,关键的宏观经济总量和不同汇率制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Edison and Melvin(1990)研究发现，用经验主义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绩效比较，最终证明没有结论。Little，Corden，Cooper and Rajapatirana(1993)以1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某些国家低通货膨胀与钉住汇率有关。Flood and Rose(1995)研究表明，除了实际汇率行为的差异之外，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的差异不存在相关关系。Mundell(1995) 检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发现在固定汇率制度盛行的早期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Edward(1996)实证分析得出，钉住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较小。Ghosh，Gulde，Ostry and Wolf(1997)根据1960-1997年间约140个国家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按实际情况把汇率制度分为9种，研究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波动性也较小，钉住制汇率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要稍低些，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率稍高。Ghosh等人(2000)还发现，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货币局和自由浮动优于“软”钉住国家。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0)，考察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150多个国家的情形，构筑了事实分类法LYS数据库，分析发现，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国家。在人均增长率方面，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增长率低，波动率也高。Corker(2000)通过对东欧五国的研究发现，一国一揽子政策的一致性对于宏观经济绩效非常重要，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Bailliu(2000)认为，灵活汇率安排只在资本流动相对开放的国家与更高的增长相关，汇率制度变化是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汇率灵活性本身不足以促进中期经济增长。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Wolf(2001)研究发现，法定分类和实际分类下，钉住汇率都显示出最低通胀和货币增长率，但是，汇率固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非线性。

　　Goldstein and Tuner(1996)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问题，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下降，因此，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Bordo and Schwartz(1997)认为，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危机反映了经济基本面与钉住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Eichengreen and Rose (1998)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保持汇率驻锚的目标可以制约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复无常的政策选择，把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内冲击降到最低程度。Velasco and Lespends(1999)发现，发展中国家美元债务的大量存在需要选择固定汇率制度。Eichengreen and Arteta(2000)研究得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Domac and Peria (2000)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汇率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Calvo and Reinh-art(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强调了汇率固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Chang and Velasco(2000)研究指出，即使某一金融体系在其他方面来说有效率，但如果该体系中流动性不足，则钉住汇率制可能会促进金融恐慌。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研究结果表明角点解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

　　0bstfeld and Rogoff (2000)指出，钉住汇率制会阻止顺周期调节，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当发生对生产率的冲击时，汇率钉住不允许实际工资发生调节，从而不允许产出进行相应的调节。Moreno(2000)研究发现，东亚国家中钉住汇率制不能带来明显的公信力和宏观纪律的好处。同时钉住制下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之后，两者的差别显著缩小。Reinhart-Rogoff (2002)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流动程度的不同，把所选择的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后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Brooks and Oomes(2003)认为中间汇率制度比起两极汇率制度更能表现出明显的持久力。对于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或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能够表现出较低的通货膨胀不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代价。对于发达国家，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能提供更高的发展速度而不需要更多的信用成本。Genberg and Swobada(2004)在“害怕固定”的假设下，证明相对于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他们的汇率频率分配性质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研究。陈平、王曦(2002)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态势后面的微观行为原因，建立了我国的外汇需求和供给函数，研究发现现行汇率制度构成了对汇率政策的严重制约，调节国际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的运用，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余波(2002)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他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分析政策选择，证明了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唯一的均衡，存在效率问题，需要制度创新。唐建华(2003)回顾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变量以及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李静萍(2004)重点阐释了不同分类法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的不同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基于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的状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研究很少。本文通过研究汇率制度变迁对内外部经济均衡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汇率制度变迁产生的经济绩效，从中得到启示。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变迁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演变。

1981年，外汇体制改革迈步，尝试双重汇率制度，即复合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仍沿用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保持1美元兑1.50元人民币；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按1：2.80元人民币的水平结算，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制转向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幅度很小。

1985年，实行单一汇率，取消了内部贸易结算价，将官方汇率调为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之后连续多次下调。这期间名义上实行单一汇率，实际上是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中央银行对官方汇率部分直接控制，对调剂价进行管理，因此，人民币实际是进入到了管理浮动汇率制。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力度加大，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将外汇调剂价和官方汇率牌价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统一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在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制度，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调控。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被视为BBC(band, basket, crawling；浮动区间+篮子货币+爬行盯住)的规则，确定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超过千分之三，但中心汇率(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汇率)不公布，给中央银行留下了缓冲余地。事实证明，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决策完全正确。2007年4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73：1，人民币累计升值约5.9%。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解析，汇率制度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政府推动改革阶段和市场推动改革阶段。1980--2004年，是政府主导的汇率制度变迁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动改革僵化的汇率制度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通过两方面推进，一方面，逐步放松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降低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整体呈现持续贬值趋势，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增加外汇积累。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变迁，实现了稳定外汇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非常成功。2005—2007年，是市场推动的汇率变迁阶段。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

　　我们将汇率改革后的实际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作比较。

　　（一）对1981-198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1年实行复合汇率制度，较高的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也给国家造成了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逐步调低了对外公布的官方汇率，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造成了1983年开始人民币逐渐高估。这时期的汇率高估导致了贸易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1983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出现负增长，贸易顺差从1982年的30.3亿美元减少到8.4亿美元，1984年出现12.7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说明内部结算价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贸易的迅速发展，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的就业体制僵化，加上“文革”十年城镇积累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到1983年有所缓解，说明本币适度贬值和钉住汇率制度缓解了失业压力。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年均值2.92%，经济增长率年均值9.6%。因此，汇率制度在促进内部宏观经济均衡目标的实现上产生了作用。
（二）1985-1993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5、1986、1989和1990年，人民币汇率先后4次大幅度贬值，分别达12.5%、13.6%、21.2%和9.8%。汇率低估平均值为12.53%，人民币一直处于低估状态。1991年4月9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年汇率贬值10%，低估幅度一度增加，到1993年高达19.3%。

　　人民币几次大幅度贬值应该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显著，但是，经济绩效并不明显。原因是，当商品换汇成本降低从亏损转为盈利时，外贸部门竞相提高收购价格，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另一方面，汇率大幅度贬值不同程度提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对于高价进平价出的商品，财政“补贴”增加了负担；对于高进高出的商品，加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8%。这次汇率低估尽管没有彻底扭转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但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贸易逆差的确减小了，出口增幅高达35.85%，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但受到当时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制约，效果未能充分展示，但进出口额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奥肯定律描述了就业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在短缺时代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系数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然而，与理论研究相反，这期间我国平均失业率为2.23%。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最严重，人民币经历了5次较大幅度的变动，小幅波动更为频繁。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1993、1994两年通货膨胀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21.7%，表明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易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在促进我国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三）1994-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名义汇率大幅度贬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提高。当年人民币高估13.0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我国物价出现负增长，使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汇率持续高估。2001年，经济开放度提高，随着物价上升，实际汇率有所回升。由于美元自2001年之后持续贬值，从2002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由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随之贬值。

　　这一阶段，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1994年贸易顺差461.7亿元，出口增幅高达97.2%；1995年顺差持续增长到1403.7亿；1996年贸易顺差为1019亿元；1998年扩大到3605.5亿元；1999年贸易顺差趋势开始逐渐缩小，直至2001年下降到1864.9亿元；2002年再次扩大为2517.6亿元；2004年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2005年顺差1039.55亿美元；2006年顺差1174.7亿美元。此次汇率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长期贸易顺差，稳定的汇价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汇率制度的改革绩效比较显著。

　1995-2005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在7%-10%，从汇率对经济增长的绩效看，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Wolf的结论较为一致，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密切关联。1998年以后，国内需求疲软的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稳定出口预期，有助于稳定外商的预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1993年相比增幅达64.8%。FDI的乘数效应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技术外溢”刺激促进了技术提高。

　　四、宏观经济发展外部经济的均衡

　　宏观经济外部均衡体现为国际收支自主性交易均衡，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差额应能相互抵消。国际收支与汇率存在双向的关系，一国国际收支差额既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又会影响到外汇供求关系和汇率的变化。一方面，当一国处于国际收支顺差时，会造成本币对外币升值；另一方面，汇率变化也会影响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

　　（一）1985-1993年的外部均衡状况

　　这9年期间我国经常项目出现顺差的年份只有3年，资本项目却保留着较低的顺差，因此，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处于略有盈余阶段。由此可以发现，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利于对外贸易，却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阶段，国际收支总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只有1990、1991年达到3%、5.2%，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在促进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绩效比较显著。

　　（二）1994-2005年外部均衡状况

　　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来，除了1998年出现较小的资本项目逆差外，国际收支一直保持“双顺差”，2004、2005年国际收支经顺差为1793亿美元、223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达10.84%和10.01%。一方面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着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另一发面，持续的“双顺差”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贸易磨擦增加，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来看，资本项目下引进外资的效果显著。从1993年以来，连续多年吸收外资排名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我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位，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1980-1999年的20年里，中国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是外商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

　　从外汇储备来看，截至2007年初，外汇储备己超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保证了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同时，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较高成本。

　　内外均衡的统一是我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汇率改革的方向和长期目标。从实际来看，目前的外部失衡已较明显。伴随着“双顺差”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面临愈来愈大的升值压力。然而，长期的严重外部失衡似乎并未对内部均衡形成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保持了低通胀、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需要看到，在外部非均衡状态下的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压力逐步增大。

　　五、几点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官方汇率与内部贸易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度，对出口缺乏足够的激励。“外汇指标”的低价格鼓励了用汇的冲动，这种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阶段，虽然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但经济绩效并不显著的原因，是国内贸易出口主要依赖简单加工“三来一补”小项目，没有形成大量出口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内地农村大规模廉价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得到配置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阶段，本币汇率的贬值鼓励了出口。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环境下，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比较显著。所以，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需要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的适应。相应的，外汇储备高居下的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一定要循序渐进，给予目前已经形成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一定的转型时间和空间，否则，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刚性转型和大量失业。

　　第三，钉住汇率制度能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a的钉住汇率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经济内部发展目标，但不能协调外部均衡目标。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减少失业人数，在促进国内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第四，在经济开放不断加大的环境下，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从国内经济和国际间经济协调的双重视角慎重决策。如果我国对外经济长期非均衡的现状不能缓解，国家之间的摩擦无疑将堆积加重。从长期审视，我国均衡汇率终将逐步形成，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是实现贸易国家之间的“双赢”，即实现国家经济绩效和国际经济绩效的协调同步，否则，难以实现开放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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