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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 关于朱彝尊对《花闻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共词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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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6 09:52: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文摘要]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花间集》;《草堂诗馀》;文学批评;朱彝尊;词学观
  《花间集》和《草堂诗馀》(以下简称《花间》和《草堂》)是唐宋两个不同时期的选本。在词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审美倾向和艺术标准影响了一代文学风尚,还导致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本文通过梳理清初词人朱彝尊对这两部选本的不同态度,探窥其词学观。
  一、朱彝尊之前词坛对《花间》《草堂》的态度
  形成于晚明的云间词派以《花间》为宗,对《花间》《草堂》可谓全盘接受;而后的扬州词派摆脱前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念,给予这两部选本较合理的定位,做到兼容并蓄,同时给予一定的反思;到阳羡派时,开始真正将明词的衰微归之于《花间》《草堂》,清初词风在不断转变.逐渐从柔婉走向自然走向雄浑。但是词风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至朱彝尊时,便不余遗力批明词、扫《草堂》,在对《花间》《草堂》的不同批评中建立自己的词学观。
  二、朱彝尊对《花间》《草堂》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词学理论
  朱彝尊对《草堂》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深恶痛绝。以下引录他的有关论述如次。古时选本,若《家晏集》……皆佚不传,独《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桔”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也。
  《花问》体制,调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是也。宋人词集大约无题,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
  ——《词综·发凡》¨
  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
  ——《孟彦林词序》
  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陋习。
  ——《词苑萃编》卷八引(第二册)。’
  在朱彝尊看来,《草堂》有如下弊病:第一,为“便歌”而分类的俗。朱氏抨击“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他认为,《草堂》为优伶狎客所好,流行于歌楼酒榭,非文人雅士之趣,低俗不堪。第二,语言陈旧俚俗。
  “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同时,朱氏还批判明词:“陈言秽语,俗气薰人骨髓,殆不可医”(《词综·发凡》),可谓批《草堂》的佐证。第三,内涵浅陋。他赞扬蔗庵词,“心情淡雅,寄托遥深,能洗尽《草堂》之陋习”,实则批草堂词不淡雅、无寄托遥深。
  那么,朱氏欲将词引向何方?既然《草堂》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俗”字,他要建立词的审美倾向当然是与“俗”相反的“雅”词。

  1.推举雅词选本
  朱彝尊推举的选本可从他的如下论述中摘出曩见鸡泽殷伯岩、曲周王湛求、永年中和盂随叔言作长短句,必日雅词,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篇,《草堂诗馀》可废矣。
  ——《乐府雅词跋》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瑾《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书绝妙好词后》
  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
  《花间》、《尊前》而后,言词者多主曾端伯所录《乐府雅词》。今江淮以北称倚声者辄日:“雅词”。甚矣,词之当合乎雅矣!自《草堂》选本行,不善学者流而俗不可医。读《秋屏词》,尽洗铅华,独存本色,居然高竹屋、范石湖遗音,此有井水饮处所必歌也。
  ——《秋屏词题辞》
  《乐府雅词》专收北宋一代词人词作,而柳永苏轼两位具代表性风格的大家都未揽入,证实曾健在《乐府雅词引》中所说的“删除…‘艳曲”、“涉谐谑则去之”的批评标准,表现出崇雅黜艳、崇雅黜俗的词学观。《绝妙好词》则以立派为宗旨周密只着眼予清雅婉丽之篇。朱彝尊大力推举这两部词选,便是为使时人摆脱《草堂》陋习,走上学习雅词选本上来。同时,他和汪森共同选辑《词综》,也意在为人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师法范本他在“订《词综》付雕刻”后所作《摸鱼子》中就欣然写道:“别裁乐府。谱渔黄洲,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明代流行、清初多数词人崇尚的《花间集》,在朱彝尊词学批评中,没有遭到与《草堂》同样的命运。相反,朱氏认为《花间》是与《草堂》相对立的,如:“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陋”,甚至认为《花间》与《乐府雅词》一样“合乎雅矣”,赞扬“《花间》体制,调即是题”,为文人雅士所诵,到《草堂》时,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流为优伶狎客之娱,“深为可憎”。从朱氏推举的三部词选可看出他雅词的审美轮廓:一是艳而不俗;二是超远清虚;三是寄托人品,内涵深遥。
  2.提出雅词的标准——雅正
  朱氏在《群雅集序》中指出:“昔贤论词,必出雅正,是故曾储录《雅词》,鲷阳居士辑《复雅》也”。《乐府雅词跋》也说:“盖词以雅为尚。”
  虽然朱彝尊没有明确雅正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前人对雅正的解释和他的有关论述中归纳出来。如: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纬云之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
  ——《陈纬云(红盐词)序》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词的传统主题一般都是披风抹月,伤春悲秋,儿女相悦之情,在这传统主题中注入作者意志,有所寄托,是朱彝尊于清初,继陈子龙、邹祗谟等之后提出。《离骚》以香草引类警喻,《诗经》中的变雅之作,是王道由盛变衰后的作品,一般都是刺诗,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通过“主文谲谏”达到怨刺上政,从而产生温柔敦厚。这些手法用于词中则是“意内言外”,即言情之词与传统诗教相结合,反映社会现实,“鼓吹元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中正醇和。朱彝尊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兴手法,将词拉向诗教的轨道。同时,他推论词的源头,进一步阐述词与诗功能的相同:“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旬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水村琴趣序》)南风歌、五子歌均有其严肃的主题,是诗歌中的“大道”,今朱氏以之与词相提并论,更抬高了词的诗教功能,也抬高了词的地位,使它融人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血液。
  3.推尊南宋雅词
  朱彝尊提出著名的观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及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词综·发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极工极变的南宋词,不是泛指一切词。既不包括俚俗的艳词,也不包括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而专指南宋雅词,李康化先生认为是专指宋末临安词人之词’’。南宋的雅词与北宋雅词不同,北宋雅词浑涵,词淡而情浓,有高远之姿,南宋雅词深美,文丽而情隐,有妍雅之态)。
  朱彝尊在南北宋雅词中,为何选择南宋雅词?曹保合先生在《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他认为,南宋雅词在创作队伍、创作技巧、雅词的开拓、雅词的理论远远超出北宋,且北宋雅词偏裱挚,南宋雅词偏清空,而朱氏喜欢的是偏清空的雅词,即汪森所说醇雅。既要保持词自身委婉抒情特点,又能够有所寄托。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同时略作补充,朱彝尊选择南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赵宋王朝与朱明王朝都是历史上被异族征服的汉族政权,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态,无论是出于对故国、对日君的眷恋,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朱氏都惺惺相惜,产生共鸣。同时,朱彝尊在《书花间集后》文中云:“方兵戈傲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朱彝尊有感之言正反映出所处时代文网之密,文字之间如有择词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发现,则被定罪,受尽折磨。故直抒胸臆、雄浑苍茫的词风逐渐隐去,文人开始寻求“空中传恨”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怀。因此,从时势的选择到雅词纯熟的技巧等,南宋雅词都符合朱氏的要求。
  4.恪守词“别是一家”
  朱彝尊赞同《花间》,追求词的醇雅,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他恪守词“别是一家”的准则。他努力将言情之词与儒家传统诗教相结合,而后又坚持诗词分工论。他在《紫云词序》中云:“昌黎之子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傲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晏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甚至认为:“今者兵戈尽偃,又得君抚循而照育之,诵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可偏废与?”他认为对于词而言,欢愉之辞,工者十人中就有九人,而言愁苦之辞,十人中只一人,因此,词宜用于晏嬉逸乐,歌咏太平。朱彝尊此观点是康熙二十五年,他通籍后提出的,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宫廷唱和活动,提出文学为统治者歌咏太平的要求。上有君王提倡,下有群臣相赓和,可以说歌咏盛世升平是康熙中叶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朱彝尊正是从政治对文学创作制约的角度上提出这一论点的,迎合了当时创作和审美的风尚。
  朱氏的词学理论使清代词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指出的是,《草堂》是为歌妓应歌而作的,本身便有俗的观念,虽然如此,除掉柳永、康与之、胡浩然、黄庭坚的词后,大部分词仍是文人雅士之词,且很多都是名篇佳作,朱彝尊对它的定位有失偏颇,导致他努力扭转明以来推重五代北宋词到专门推重南宋词。当然,朱氏所处时代是时人过分推重五代北宋词,词坛淫靡的风气,他矫枉得需过正,将词拉回到文人雅士的手中,应该说时代选择了朱彝尊。事实上,朱氏本人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五代北宋词及一味地排斥秩艳与豪放,他赞扬并推举《花间》便是例证。在他编选的三十卷本《词综》中,录人词数达l0首的词家中五代北宋便占了17人,而达20首词家中,以“俗”著称的柳永也占了21首,另外,朱氏在词中表达不喜欢辛刘的豪放词,而此书也收入辛弃疾词43首,仅比张炎少5首,人选作品包含了相当一部分辛词的代表作。他评价当时的词人,对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艳丽与豪迈特点也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江湖载酒集》被当时词人曹尔堪称为绵丽与豪宕兼而有之的作品:“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曝书亭集·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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