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文献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地方文献； 谱牒； 比较学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家谱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的基础上，举例说明了我国地方文献中家谱与方志的特性，并对家谱与方志研究进行了探讨。
　　
　　2008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52集剧《闯关东》，将大连人家谱中的尘封往事搬上了荧幕，剧作者通过对家谱的挖掘研究，揭示出乾隆中期，在持续200多年的封禁政策后长期少人居住的东北黑土地的正式开禁，[1]大规模的“闯关东”开始了。根据方志家谱资料，论述南方移民的迁徙路线、定居点等基本状况，考证移民家族的大概数字，探讨开发、古村落的创建，清朝统治者希望保持满人的骑射尚武之风，进而保持满人对汉人的武力优势，证明闯关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
　　中国家谱是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着丰富的爱国主义和公民建设的内涵。[2]家谱的文化属性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家谱如同正史、方志一样，都是中华的文献遗产，应该给予重视。因而，笔者想借此就谱牒做一探讨。
　　
　　一、 家谱与方志——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
　　古人认为，“宗族之有谱麟，犹如国家之有正史，州县之有方志”。这种对家谱的重视体现在家谱修撰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修撰家谱是宗族的大事，为全族所重。[3]撰志与修谱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所谓方志，是指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性著述，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方志概念，先秦诸侯国书，已有方志雏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要求各地把地舆详细上报，这在客观上为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统治者必须了解地方的疆域、山川、土壤、物产、户口、贡赋和风俗民情，于是地方志书便应运而生。如班固的《汉书·志》就是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它记述了全国的地理概况，各郡国、地区的山、物产、和民俗等，是当时地方志著述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以后全国性区域志的发展。刘秀当了东汉皇帝后，曾令编写《南阳风俗志》，开后世官修方志先河。隋代问世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记》、《诸州图经集》等志书。到了唐代，官修志书成为经常制度。皇帝下诏，各州府三年一造图经(后一度改为五年)，报送朝廷。在皇帝倡导下，一些达官贵人，纷纷撰写志书。记载全唐的地理志《括地志》和当时体例最完善的《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朝志书代表作。
　　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十分注意编纂方志。它承袭唐朝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具体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因此，凡名郡大县，都曾数次编修图经。如临安，仅南宋时就曾三修志书。在全国各地普遍修志的基础上，宋王朝还曾七次下诏并组织力量，编修了数部浩繁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即总志)。据《宋史·艺文志》等载，宋代编修方志规模和组织超越前代，其数量大增，总数600余种，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宋代的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趋于全面和完备，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名志，如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突破了旧志的框框。至此，方志内容包罗万象，体例大变，并推动了方志的发展。明代，朱元璋为光耀统一业绩，率先倡导纂修方志，洪武三年下令将天下州郡地理形势类编为书，成全国地理总籍《大明志书》，二十五年中，三次下诏编志。永乐十六年，明成祖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并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为迄今发现的封建王朝最早发布的修志凡例，使各省、府、州、县普遍修志，乃至一修再修。清代为我国修志的鼎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都亲自过问方志的编纂工作。康熙十一年下诏各州县分辑志书，雍正下诏各地成立专门修志的志局，于是，出现了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镇乡都有志的局面。据，现存旧方志有8500多种，清代就有5700余种之多。章学诚还创立了方志学。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多次下令编修方志，并颁行《修志事例概要》，共计修志约200余种。因此可以说，方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撰志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
　　同方志一样，中国的家谱也源远流长。所谓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据王鹤鸣先生研究，家谱比方志还要早。甲骨、金文中就有家族世系的记载。周代的《世本》，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之先河。这说明中国家谱的起源可上溯到先秦时代。汉代以后，中国家谱较先秦有重大发展，以司马迁修《史记》为例，《史记》中有关本纪、表，第一次按世代叙述了我国的上古史，把话说明白一点，就是司马迁把家谱和“口头史学”相印证，从而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首先使用了一种新的史料——谱牒。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簇”，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起了重大的作用。到了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社会政治功能发展为“尊祖、敬宗”的教化功能。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鼓励私修家谱，以利于“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著名学者欧阳修、苏洵分别编修《欧阳氏谱图》、《苏氏族谱》。宋人在前人修谱体例的基础上，创立较完整的修谱体例，为众多修谱者所接受，成为影响后世修谱的基本的体例格局，应该说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明清两代，私家修谱盛行。很多家谱参照正史、方志的体例来进行编修，使家谱的体例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家谱一修再修，几乎姓姓有谱，族族有谱。这时，不仅汉族修谱，许多少数民族也修谱，修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
　　综上所述，修志与修谱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
　　
　　二、 方志与家谱特性的比较
　　方志与家谱，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殿堂里，它们相互辉映，互相渗透，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
　　一是连续性。方志与家谱，都是代代相传，连续不断。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长官主持撰写的，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官僚，为了加强统治，积极编修方志，后任长官往往按照前任的志书体例，继续编修，使志书呈现连续的特点。清代雍正皇帝，不仅下令各地设立志局专事修志，而且下令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纂修一次。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南京政府也曾作了省志三十年一修，县志十五年一修的规定。如湖北省先后修过七次通志，第一次是嘉靖元年薛纲纂修《湖广图经志书》，第二次是万历十九年徐学谟纂修《湖广总志》，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徐国相等修《湖广通志》，第四次是雍正五十一年迈柱修等纂《湖广通志》，第五次是嘉庆九年吴熊修纂《湖广通志》，第六次是光绪元年洪良品纂《湖广通志志存》，第七次是民国年间纂《湖北通志》，平均大约三十年一修，内容均有连续性。家谱一般是由族长主持修订的，后任族长往往根据前修家谱的体例、内容，进行续修，在世系列表、家族迁徙、人口兴替等方面更显示了代代相传的特性。如笔者家人的熊氏宗谱兴什（宏八公）全卷，民国十四年续修后间断七十四年于1999年续修，避免了人丁失载。
　　二是时代性。这可以说是由连续性延伸出来的特性。方志、家谱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状资料主要依靠实地采访、，并且还需要依靠各部门或各家族成员提供素材，然后进行整理编辑而成，以1999年家人的家谱续修为例，明确提出国家强盛、港澳回归，鼓励族人，抓住大好机遇，豪迈跨入新世纪，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
　　三是资料性。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信息，因此它们都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特别是方志，既有人文资料，又有自然资料，涵盖了一个区域方方面面。如康熙二十九年颁布《河南巡抚通饬修志牌照》，所列搜集资料范围的纲目十分广泛：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河防、乡村、集镇、公署、桥梁、仓库、社学、街巷、坊第、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艺文、灾祥、杂志等，几乎无所不包。以笔者家人熊氏宗谱兴什（宏八公）全卷为例，详细记载了按各村落和支系分类的应主支系、应宗支系和应吉支系的数量，户数，男女人数，涉及十万人之众，其中陂东一族人口就有5049人，并且出现了十七个村落的彩色照片较原谱牒中的手绘图纸生动了许多，同时还出现了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后代的名字，较七十四年前是一个重大改进，也能体现出不同时代女性地位的提高。
　　四是目的性。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其目的是为自己的服务。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地方志在当时的功用，可归纳为：一是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二是明察兴亡，以立施政大纲；三是备载万物，以筹国计民生；四是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五是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六是彰善痹恶，以裨风教。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同样，家谱中所出现的愚忠、愚孝、男遵女卑等内容，其目的是树立封建的风尚和偶像，建立家族封建迷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所修订的家谱，已经淘汰以上内容，以家人的家谱制订的目的为例，已经从警世之言、做人的准则，弘扬先辈德行，记载人丁、俊彦转变为对子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
　　比较方志与家谱，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特性，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区域的有关资料，家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方志反映的是一个面，家谱反映的是一条线。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区别。就记载的内容而言，方志要广泛得多，家谱要窄得多。就记述的体例比较，地方志反映一个区域天文、，旁及社会、自然，并且逐步形成了以类系事，采用志、记、传、图、表、录多种体裁的编写方法，即所谓方志体例。家谱逐步形成的体例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内容。后来家谱记事范围受方志、史书影响，增加了科举、祠堂、墓志、仕宦、传记、行状、艺文、年表等内容，差不多成为家族的百科全书。方志与家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方志可以流通，定稿刻印对外发行，而家谱则“秘不示人”，正史、方志、谱牒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大厦的三大支柱。而与正史、方志相比较，谱牒中不仅包含着正史、方志中所没有的、无可替代的大量文献资料，而且是个需要继续开发的领域。
　　
　　三、 当代方志与家谱研究比较
　　家谱的数量，会比方志大得多。方志虽然是官修，有保障，但是民间利用己身之力，甘愿修谱，这种活力，有时是难于想象的。当然，族谱的质量及其资料价值，可能难同方志相比。[4]比较方志与家谱研究，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都走过弯路。相比较家谱研究要冷落些。本来，我国有着盛世修志的传统。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1958年起草了新修方志体例草案，由于“文革”，地方志编纂工作夭折。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正式成立，1983年经国务院同意，正式成立中国地方志小组，各省(市)、地、县都相应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全国编写方志约3400余部。与此同时，地方志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修志工作，方志学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关专家对家谱进行了广泛研究。上世纪80年代，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山西成立了中国家谱研究会，湖北武汉市和其他有关省市也成立了家谱研究会。山西、上海等地曾开过几次研讨会，其中有影响的是上海举办的“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两次研讨会就家谱的价值问题、家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家谱的重修问题、编制《中国家谱总目》、家谱的数字化问题、中外谱牒的比较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并且出版了论文集。虽然，与蓬勃发展的方志研究相比较，家谱研究有些失色，但是成就仍然不小。但是，其他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政府部门对谱牒的重视。1984年国家局、部、部专门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8年国家档案馆、国家教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组成家谱档案对外协调小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与外国团体交换家谱档案复制件问题，强调应以换回我国散失在国外的和我们所需要的档案、图书资料。2001年文化部办公室发文，要求全国有关单位协作编好《中国家谱总目》。二是数部谱牒书目的出版。1992年山西出版了《中国家谱目录》，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2000年上海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规模宏大的《中国家谱总目》正在编制出版中。另外，1987年出版了《台湾地区族谱目录》，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于1983年编印了《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设在犹他州的图书档案馆的档案库是1961年～1965年建造的，面积65000平方英尺，当时200万美元，缩微品集中在总部的洞库内保存，已存贮5亿张缩微品，其中华人家谱有5～6万张。[5]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著《谱牒之研究》下册收录日本藏中国家谱1491部。三是发表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据笔者检索，目前已发表近300篇有关谱牒论文，从一个方面反映谱牒研究的现状。四是谱牒文化解冻，各地续修谱牒，家谱文献恢复了在历史文化宝库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五是谱牒文献得到应有的保存、整理、开发与研究。上海图书馆开辟了“家谱阅览室”，上海图书馆与新加坡合作开发了“寻根网站”（www.chincscrts.com），谱牒为公众服务发展到新的阶段。

　　谱牒学的研究与发展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商品在寻根热潮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1）基因检测业务进行“血统分析”，在美国，已经有数十家基因检测公司。（2）姓氏寻祖祭祖：海外华人的寻根更是一匝接一匝，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和、香港地区的华人姓氏宗亲组织纷纷组团，回内地寻根谒祖。他们寻根时通常是以世代承袭下来的姓氏为徽记，以祖传的家谱、图片等资料为依据而进行。
　　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上的家谱，有解读不尽的精神内涵。既有不少封建糟粕，如宣扬封建专制、迷信思想等；又有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教化功能价值，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对于规范人生和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推动寻根活动的开展，不仅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寻找祖籍地寻根，通过加强对祖先的认识，培养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能为基因检测、旅游、文化创作等产业催生更多的商机。
　　
　　参考文献：
　　[1]于泓.“闯关东”曾被清政府封禁200年[N].新商报,2008-01-07.
　　[2]兰天阳.应重视家谱文献的收藏[J].吉林省学院学报,2005,(2).
　　[3]刘汉杰.宗族的——家谱[J].百科知识,2007,(5).
　　[4]冯尔康.以方志、族谱、金石碑刻为内涵的“地方文献”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评林天蔚教授新著《地方文献论集》[J].中国地方志,2005,(4).
　　[5]辛崇贤,张建平,景振华.中外专业档案馆状况与比较[J].档案学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