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欧洲犹太知识移民政策（１９３３－１９４５）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罗斯福时代； 犹太知识移民

　　论文摘要：1933-1945年，面对欧洲犹太知识难民潮，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宽松的政策和措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这种极富有远见、富有人道主义的做法，在为美国赢得了国际的尊重的同时，也为美国赢得了它国所不可能掌握的精神宝库，对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一、 知识移民传统原则
　　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自由移民时期的重要原则之一。虽然这时期“移民根据它自己的特点潮起潮落，主要由欧美之间变动的气压计来调节”。但是建国元勋们还是表明了对技术人士的偏爱。华盛顿在信件中写道，关于移民，除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的极有专长的人以外，其他无须鼓励。富兰克林指出，美国需要更多的各类工匠，他们施展手工艺不存在任何限制。杰弗逊主张吸引大学教授、工匠等有用之才。进入移民限制时期，才能优先原则的重要作用显现。1882-1929年各项排斥移民的法案中，受排斥的亚洲和东南欧两类移民，都是文盲率高、技术不熟练的群体。而成就突出的技术、知识人士，却成为了1920年代移民体系的欢迎群体。
　　1920年代移民限额体系，第一次将“引进人才的原则”写进法案，清晰的表达了美国对智力移民的渴求。它将知识移民列入非限额移民范围，他们入境不受本国本的移民数额限制。1924年移第四条第4款规定，在移民美国前，连续担任教会牧师职务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者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
　　正是美国移民上对才能技术突出的移民一贯的重视，为欧洲知识难民前来寻求庇护营造了良好的制度，才使得欧洲犹太知识难民及其家属能够顺利进入美国。
　　
　　二、 1933-1945年移民政策决策环境
　　罗斯福时代是美国移民史上一个非常时代，由纳粹疯狂驱逐和倾销犹太人而引发的逐步升级的欧洲犹太难民潮，冲击着美国历经半个世纪建立的移民制度壁垒。从整个变动过程看，罗斯福政府对普通移民政策条款的修正非常艰难。知识移民政策领域却相反，它是与之前的政策冲突很少的特殊领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美国移民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继承这一原则，对欧洲犹太知识移民进行安置，并不违背美国的传统。
　　1933年德国政局发生变动，种族主义的实施引起了犹太人的逃离。占德国知识界精英中绝大多数的犹太科学家、作家和学者，没有因学识和声誉而逃脱这一厄运。相反，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知识界，“纳粹解雇和驱逐了德术界约20%的大学学者，意味着他们成为了第一个遭受纳粹迫害的群体”。
　　纳粹德国对犹太知识精英的迫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1938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出于、宗教信仰以及种族原因，受冲击的首先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阶段从1938年开始，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在法律上不再受保护。和普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死亡，面临的只有被关押或逃亡的命运。迫害随着德国占领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大规模的犹太知识难民潮。就选择地而言，对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并不是优先选择的对象。希望“风浪平息之后回国”是重要因素；也反映德国知识精英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早期，知识难要分布在英国、丹麦、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于就业环境的考虑选择美国作为寄居地。1939年欧洲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1940年丹麦、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沦陷，英国岌岌可危。在英、法、丹麦等国避难的流亡学者被迫再次迁移，会同沦陷国的犹太科学家逃往美国，从而使欧洲知识界向美国的迁移达到了高潮。
　　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洲知识分子仍然认为真正的科学在欧洲，不愿意前往基础科学领域薄弱的美国。当欧洲科学王国的秩序突然间被撕裂的时候，当梦想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击碎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真真切切的难民位置上。新身份引起的尴尬和焦虑，让这个群体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寄居国有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尊重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否同情犹太人。在这两点上，美国无疑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当犹太知识难民出现时，罗斯福政府就德国发生的迫害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事件多次公开声明，谴责德国，并欢迎受迫害的人士前来美国工作。在入境方面，与对普通难民的严格控制不同，知识难民得到优先入境的权利。现行移民法和条款——LPC条款本来是难民入境的两道巨大障碍，却近似荒谬地成为了知识难民入境的双重特权。
　　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法体系中，知识移民及其亲属是作为非限额移民允许迁入美国的，他们不占用本国的移民限额。30年代，这个政策一直没有改变。LPC条款是大危机时期1930年9月9日胡佛政府制定的，要求自即日起，驻外领事必须认真解释1917年测验法中关于阻止“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入境的条款，目的在于，阻止大危机时期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此前，只要申请者有能力支付旅费，且能够证明他在到达美国后会尽力找到工作，就能被允许入境。而现在，只要领事官员认定申请者“可能会成为公众负担”，就可拒绝给予签证。LPC条款一经采纳，就受到了惊人的控制欧洲移民的效果，在头五个月内，美国国务院就成功地使移民数量减少了90%。它成为美国移民限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条款，成为非长久的长久政策，它在20世纪的30年代发挥的作用远远胜过限额体系本身的作用。这一条款没有因为欧洲难民潮的出现而改变，一直到1938年才有实质上的改变。
　　在对申请移民者进行考核时，美国的移民体系和LPC条款为拒绝难民入境套上了双重。许多领事官员只愿给那些能够证明美国有一份工作在等候他的移民申请者签证，但是，一般申请者如果能证明这一点的话，他也会被拒签，因为现行移民法的另一个条款同时规定禁止工人入境。不过，这两道障碍不适用于知识人士。流亡家、家、教师和其他学术专业人士，只要他们能提供某个剧院、乐团或大学的书面邀请函，领事官员便会认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公众负担。而事实上，由于美国同行人士的帮助，他们是很容易得到邀请函的。
　　1940年后，纳粹德国对犹太难民的迫害进一步升级，最后发展到了大屠杀。现有的发签证的正规程序已经难以达到目的，而转变为对知识难民的营救了。美国集中营救了为数可观的科学家、作家、和音乐家等知识难民。法国沦陷后，在葡萄牙和北非聚集了大量的难民。罗斯福曾督促PACR准备一份著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国务院，让其给他们发放签证。最后，国务院一共发放了3268份旅游签证给知识分子和民主斗士。
　　由于罗斯福政府的宽容政策，从1933－1944年，美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美国学者莫里斯·戴维根据移民归化局记录，推算出大约有22842到25535人之间，其中，在美国继续从事原来工作的大约有15000－17000人。
　　
　　三、 移民政策的非官方实践群体
　　美国的制度和决策环境为知识难民的涌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对知识难民实施具体营救和安置，主要是由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和基金会来完成的。尽管知识移民有着普通移民所未享有的入境特权，但是根据LPC条款，他们仍首先需要有最起码的能够证明他们不会成为公众负担的说明——大学、研究院、剧院或乐团的邀请函，才可能达到目的。可以说，欧洲知识难民能否免于迫害乃至死亡，关键在于美国知识界给与职位多少、给与的救助程度如何。
　　事实表明，美国知识界为大多数知识难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美国这时学术界的就业和生存状况，这种帮助尤其会显得难能可贵。如同欧洲一样，经济危机同样危及到美国的知识界。由于国家和私人团体捐助资金有限，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的局面，对人才的需求非常有限。1933年6月刊发的《耶鲁评论》中，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估计，约有5000名美国博士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排外主义者反对流亡学者的不公平竞争，反对为他们提供职位。因此，美国的大学和救助机构不能不理会这些情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欧洲的知识难民提供了及时和成功的救助。
　　德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认识到这是它们宣传他们的学术自由观念、增强科研实力的大好机会。许多大学都专门开列了要邀请的科学家名单，争先与被纳粹解雇的学者联系，给他们发出书面邀请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在名单里还具体记载了著名学者的下落，“凯尔森可能在维也纳，帕利在伦敦，法伊勒据我所知在葡萄牙”，他在给助理写信时强调，必须在三年之内至少邀请四位著名的德国学者来任职。
　　在普林斯顿的前沿科学研究所，它的创建者、著名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是研究德国大学的专家。他认为学术自由和不带种族偏见在德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1933年的德国，这种品质却被淡化并濒临消失了。1933年，他专程赶到欧洲，聘请多名一流自然科学家前来任职。著名学家爱因斯坦被解雇后不久，前沿科学研究所就为他提供了职位。
　　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所接纳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对科学家的救助贡献最大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和弗莱克斯纳一样，约翰逊也在30年代初前往欧洲聘请专家。1933年德国发生一系列迫害事件后，他列举了一个包涵几乎所有富有天赋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单。他希望在新学院为他所景仰的学者提供职位。由于缺乏资金支持，约翰逊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向社会募集资金，建立流亡大学，作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部。准备邀请15名社会科学家前来任教两年，每年给予4000美元的薪酬。他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慈善家海勒姆·哈利的支助得以创办。流亡大学给很多学者发出了邀请函，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通过美国领事的审核前来避难。在流亡大学里，聚集了学家埃米尔·列德雷尔等许多著名的欧洲知识界精英人物。
　　1940年法国等国沦陷之后，新学院又设立了专门机构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的知识难民。同时，社会研究新学校也聘请了很多知识难民前来或从事短期研究。有些为长期聘用，大多数是短期雇用。不管是临时还是长期聘用，约翰逊给欧洲知识人士发出的邀请使他们能以非限额移民或者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美国，这挽救了许多知识人士及其家人的生命。
　　纽约国际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创建了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来帮助流亡知识分子。与以上两个机构不同，它接纳的成绩卓越的技术人士和著名的学者以避免和美国年轻学者竞争。同时，考虑到研究机构和大学经济上的压力，一般为一至三年，属短暂聘用。科学家们也不是集中在一起工作，而是分散到各大学和研究所。这一机构协调了全术界的救助活动，到1945年终止活动为止，一共帮助了约335名知识难民。
　　一些自然科学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森沃德基金会等也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罗森沃德基金会为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提供过短期研究项目资金，帮助学术和领域的年轻学者就业。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由于资助项目门槛比较高，强调研究者的高学识和基金会的非性，使它在营救知识难民上被束缚了手脚。不过，该基金会在这一时期还给至少22位流亡家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部分或全部的支持。1939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两个紧急救助项目，即“流亡学者计划”和“欧洲学者计划”。从1939－1945年，该基金会在六年里在这两个计划上了约229862美元。1940年，基金会还与阿尔文·约翰逊合作，实施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科学家的计划，由社会研究新学院接受100名学者，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研究资金。最终，新学校救助了52名科学家、医学家，基金会提供了437659美元的资金援助。正是在美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下，欧洲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得到了救助，美国知识界的这一富有人道主义同时极有远见的行动，发扬了美国的学术自由传统，为犹太知识难民提供了最佳庇护所。
　　应该看到，由于移和新的签证制度为知识难民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宽容条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才能对知识难民实施有效的救助。提供职位使得知识难民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者而被拒签；资助旅费让知识难民得以顺利入境；而邀请前来作短暂访问和讲学的形式使知识难民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得到了签证，从而进入美国。可以说，美国知识界是罗斯福时代知识难民政策的最具体的也是最有效的实施者。
　　
　　四、 知识移民政策的特点
　　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是对美国近代限额体系中的知识移民制度的延续，体现了美国一贯的引进智力的方针。但是，如果把罗斯福政府所处的国际国内、知识移民的性质和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仍然可以看到其中明显不同于以前移民体系的特点。
　　研究人类迁徙行为的学者把人类迁移分为两种，求生与求优。当个体的迁移是一种能对社会做出使自己的人性得到良性发展的选择行为时，它就是求优。而当没有其他手段进行选择时，人们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迁徙，也即“逃亡”，这是一种求生行为。这一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迁出显然是求生行为。知识难民的迁移不是根据接收国的需求产生的，相反，大危机时期接收国并没多少需求。美国还出现了一定规模知识分子失业团体。因此，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对知识难民的接纳和安置，是一种知识难民政策，它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救助，是对知识难民的庇护。也因为这样，它没能为所有知识难民提供充分的职位。在1933－1944年进入美国的知识专业人士中，只有66.9%的男性和51.7%的女性仍然或者（在从事其他无关的工作后）再次从事他原来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国内智力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接收如此规模的人才并给他们中大部分人提供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先例的。
　　综上所述，对知识难民生命的珍视，对其才能的重视，是罗斯福政府知识移民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罗斯福时代的知识移民政策不仅了激动人心的庇护所观念，也为美国赢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威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欧洲犹太难民智力库的抢救及时，在经历百年向欧洲科学界学习和看齐之后，在欧洲知识界大劫难之后，美国却出乎预料的成为了世界的科学中心。原子学派、奥地利精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学术派别纷纷在美国落户生根，他们聚集的知识能量在美国得以释放。从“曼哈顿计划”起，美国就开始利用这一巨大的欧洲智力资源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新的科学力量，来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服务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是大规模接纳和安置欧洲知识难民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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