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 偃武修文 东汉边防 内迁��

　　论文内容提要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
　　
　　比较两汉的边防政策，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汉无论是在开国初期的被迫和亲还是在后期匈奴的主动求亲，汉朝始终处于主动的积极地位。西汉前期的和亲虽然是被迫的 ，但那是以退为进，用暂时的忍让换来相对和平，积蓄国力准备反攻；在经历了汉武帝的主动进攻以后，和亲则是一种羁縻的手段。而东汉则不同。无论是立国伊始的刘秀时代，还是国力已经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明帝、章帝、和帝时代，无论是对待匈奴还是对待新崛起的羌、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方官吏是歧视、压迫在前，中央政府是消极退让在后；西汉是积极地移民实边，东汉则是积极地内迁边民，甚至要放弃凉州。这个过程，近来学者多有注意
　　（注：参见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3期。高荣：《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 年10期。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的衰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但对其原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见从刘秀治国思想的层面分析其原因者。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如何认识东汉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形成根源，而且关系到如何把握两汉政治的差异问题，同时也是探讨北方少数民族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为此文，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先就东汉边防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作一个简单的回顾，而后分析其原因。��
　　刘秀立国之初，面临着和刘邦时代相同的民族问题，即北边匈奴势力发展对汉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边地居民生活在匈奴的兵锋之下。刘邦在反击失败以后，被迫采用“和亲”的方式换取北边的安定。建武初年，刘秀面对匈奴的侵扰首先是内迁边民，在内部形势安定以后才考虑军事防御问题。刘秀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修复在战乱中被破坏的边防亭障等军事设施，遏制匈奴的军事进攻，但是，规模有限，一次增兵数量不过数千人而已。如建武十三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障，修烽火”。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下同），
　　第2940页。）每郡增兵数千人，只能满足瞭望的需求，可以阻止小股匈奴散骑的侵扰，根本谈不上对匈奴的反击。建武年间，类似的举措经常实施，如建武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 ，筑亭侯，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 ，并赐边民，冠盖相望”。《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第777页。）等等，规模都有限。这些弛刑徒在边境的任务是修筑亭障，了望军情，而不是反击。所以在修复亭障的同时，刘秀又将边民内迁以避开匈奴的军事威胁。如：建武十三年“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③。建武十五年，“率扬威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第683页。）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第73页。）通观建武年间的汉匈关系，对匈奴尽管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反击，但目的不是为了
　　摧毁匈奴的军事力量，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即使是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也是为迁徙边民赢得保障而已。范晔在《后汉书•臧宫传》对光武帝的民族政策有过精练的概括，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面对羌人的强大，还一度因为“途远多寇，议欲弃之”，由于马援的极力劝阻，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地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35页。）刘秀才没有放弃凉州。��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内附，以之为汉家边防的捍蔽，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制约北匈奴，将贾谊、晁错提出的“以蛮夷制蛮夷”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成为后来东汉边防的基本措施，无论是对匈奴，还是对鲜卑、羌族、乌桓，以夷制夷成为奉行不贰的法门。对此，学界早有专门论证，本文不予重复。��
　　无论是内徙边民，还是有限防御，或者以夷制夷，刘秀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客观原因。立国伊始，凋敝，在籍不过西汉时期的百分之三十，城邑丘墟，哀鸿遍地，锋镝余生之民，急需休养生息。刘秀弃西域、迁边民，其边防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对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确实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明帝以后，经济复苏，社会发展。史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⑧《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115，111页，112页，121页，122页。）边防政策开始由消极转向积极，在西北边郡屯驻军队，监视、出击北匈奴。同时为了增加边防力量，又尽可能地减少普通农民的兵徭负担，大规模调发驰刑徒于西北边郡。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 ，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使占著边县……凡徙者，赐弓弩衣粮”。永平九年春三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永平十六年九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永平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⑧章帝建初七年，“诏天下系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 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章和元年四月“丙子，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八月“壬子，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143页，147页，156页，158页。）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永元八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等等。（注：《后汉书》卷四《孝和孝帝纪》，第169页，182页。）在西汉，从晁错开始募民实边，汉武帝时大规模向西北移民屯田，增加边地人口。东汉以刑徒戍边，是对西汉的继承与发展，显示了东汉的政治特点，既是体恤民力的表现，也是边防保守的表现。西汉是全面的开疆拓土，而东汉所有政治�┚�事措施��都是立足于守，全然没有了西汉的辉煌气概。��
　　和帝以后，东汉政局急转直下，外戚宦官交替掌权，官僚士大夫也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政治一天暗于一天，边郡长吏奴役少数民族，民族矛盾的持续激化，虽然因为力量悬殊和其他矛盾冲突的结果，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最终以少数民族的失败而结束，但东汉边郡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严峻，特别是安帝以后，羌乱不断，朝廷平息困难，再次要放弃凉州 。安帝永初四年（前110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陟以军役方费，室不相瞻 ，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讨论的结果，是“议者咸同”。后因为郎中令虞诩阐明厉害，指出“羌胡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注：《后汉书》卷《虞诩传》，第1866页。）才使朝廷改变初衷，没有放弃凉州。但是，朝廷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边防。不久，西羌势力座大，“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7—2888、2893、2891页。）。从此以后，西北边防有名无实，城障烽燧，破坏迅速。直到顺帝永建四年，已经升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因为马贤对西羌作战的胜利，针对顺帝登位未久、希望有所作为以招徕声望的，打着孝道的旗号建议恢复对西北边郡的统治，顺帝才“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③西北边防一度有所加强。但是，这样的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即爆发了第二次大起义，安定、北地民众再次内徙，中央对西北边地的控制逐步削弱。到了桓帝 、灵帝时代，东汉统治风雨飘摇，谈不上对西北边防的经营了。��
　　
　　二��
　　
　　是什么原因使东汉边防政策由积极转为消极？学者们曾经进行过种种分析，或者认为是经济不如西汉发达，力量有限，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发展；或者认为是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替掌权，无暇外顾；或者认为是刘秀改革兵制以后，削弱了郡守兵权，导致边备不力，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根据，但都存在着不足。如以经济水平而言，结合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东汉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水平都在西汉之上，不存在经济落后于西汉的问题；至于国家财政困难，在东汉初期确实是重要因素，但是到了明、章、和帝时期就未必然了。安帝永初元年到元初五年，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羌人发动的起义连绵十余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幤空虚 。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十余年间，耗费二百四十多个亿，一方面说明因为政治腐败、指挥无方、将吏贪残，另一方面从反面说明当时之财政并非如后人想像的困难。仅仅从财政困难的角度难以解释边防失败的原因。��
　　刘秀改革兵制的主要内容是在建武六年罢都尉官、罢都试——即一年一度的以郡为单位的军事演习，建武七年复员军队，减少地方兵，包括减少边郡亭障吏卒。这直接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稳定，对后来的边防不力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不在于直接削弱边防力量，而在于军队素质和将帅才能的低下（详下）。因为在减少地方军队的同时，随着局势的变化，郡县兵陆续有所恢复，征兵制度并没有改变；虽然罢都尉，但并没有废除郡政府的军事职能，而是将都尉的职能并于太守，罢都尉的原因是当时人口虽及西汉的百分之三十而地方政府的官吏却和西汉相同，其目的是减少财政开支，避免十羊九牧带来的新灾难。在边郡，则另外设置了直属于中央的屯驻军以被警急，如黎阳营、雍营等，另外还有各种名号的将军所领的军队专门担任守边任务，所领人数虽然不多，但根据需要随时增减关于东汉兵役制度和军事体制的变化，参见拙作《秦汉兵制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秦汉史专题研究》。。所以，不能将刘秀的罢郡国兵、罢都尉官和边防不力直接划等号。��
　　
　　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确实是边患迭兴的原因，但是，东汉前期的政治则是清明的。光武、明帝、章帝都以严格吏事著称，权纲总揽，御下甚严。《后汉书•申屠刚传》云“时（建武年间）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密，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第五伦传》云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建武初年，朱浮任执金吾，见“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于建武六年上书劝谏，云“……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长吏迫于举劾，惧讥刺，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指出“物暴长者必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注：《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1—1142页。）明帝较之刘秀有过之而无不及，“性偏差，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乐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朝廷莫不涑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钟离意曾上书要明帝宽以治吏，但“帝不能用”。（注：《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第1409页。）《后汉书•循吏传序》曾其时之政风云：“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词，转易守长。”章帝即位，一仍其旧，《后汉书•陈宠传》云“肃宗初，为尚书。是时章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类似记载甚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只要明白东汉前期的政治特点就行了。显然，笼统地将东汉边防不力归结为政治腐败也是不够全面的。
　　笔者看来，东汉边防萎缩的原因固然多样，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表现，但是总根源则是刘秀的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幸章陵，修圆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刘秀）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柔道”的核心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⑦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8、85页。）其目的就是“总揽权纲”。所谓“退功臣”的内容就是给予功臣以高爵厚禄而不以典权，使之颐养天年。这首先体现在解除功臣兵权上。称帝之初，刘秀曾经设置了很多将军之官，从建武十三年开始，统一战争渐近尾声，刘秀则逐步地收回兵权，是年“罢左右将军官”，右将军邓禹、左将军贾复主动交还兵权，以特进的身份奉朝请而已。随后建威大将军耿弇、诛虏大将军刘隆、建义大将军朱佑先后交出大将军印绶。
　　详情各见《后汉书》本传。）到建武十五年，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大部分先后去世，健在的或者早已交出兵权或者因故免除军职（杜茂“坐断兵马禀缣，使军吏杀人，免官”（注：《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第777页。）），继续指挥军队的只有吴汉、王霸、马成、马武数人而已。建武十五年以后，因为形势的需要，刘秀也曾经启用过那些已经交出兵权的功臣指挥军队，但只是个别现象。其次，不以功臣担任实际职务。中央的三公九卿不使用功臣，郡守也绝少授予功臣 ，当时，“列侯唯高密（邓禹）、固始（李通）、胶东（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其余大多在列侯之上加一个“特进”的名号“奉朝请”而已，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给刘秀问问安、露露脸，对朝政是不置一词的。就是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能够“参议国家大事”，也只是“参议”而已，这三个人知道刘秀不欲功臣掌权的心思，主动让权，在“参议国家大事”的时候，是能少说就少说。��
　　
　　所谓“进文吏”，就是大量使用知识分子（这里的“文吏”不是狭义的文法之吏）。刘秀在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的岁月里，即以“爱好经术”的形象称誉于群雄之中，每占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册，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边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上》，第2545页。）。全国统一以后，每每在议论朝政时，和群臣讨论经义，“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⑦
　　不过，无论是“访儒雅”、“求阙文”，还是和“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刘秀目的不完全是对经术的爱好，而是为了把那些原先归附于王莽、以后因为天下大乱而彷徨无所归依的儒生们收归帐下，以免被其他割据势力所用。投到刘秀驾前的儒生们在领取俸禄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独立思考、批评现实的自由，只能全心全意地按照既定程序、完成岗位责任，否则，轻则免职，重则下狱，直至丢掉身家姓命，像上述的“捶扑牵曳”、当庭杖责，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在刘秀“严切”的下，这些儒生们很快变成文法之吏了。所以，刘秀标榜的以“柔道”治天下是有特殊指向的，这个“柔”是指对开国元勋的处理方式而言，用“柔道”解除元勋们的军政权力，巧妙地避免了功臣们权重镇主的尴尬。而对于新选用的这些“文吏”而言，是不存在什么“柔道”的。范晔曾谓刘秀“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竣文深宪，责成吏职”，《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论》，第787页。）是十分确当的。��
　　通过上述的一进一退，刘秀偃武修文的目的是达到了，“戢弓矢而散马牛”。开国元勋也好，新进的“文吏”也罢，都要远离武事，专心事“文”。在当时条件下，这有利于君主集权和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但是，偃武修文的结果就是边防不力、矛盾复杂。这直接体现就是导致军队素质的降低。��
　　这和刘秀的罢都尉和都试有着一定的关系。按当时兵役制度，所有役龄男子都有服兵役义务，或者为骑兵，或者当步兵，或者做水兵，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于八月举行大检阅，既考核一年的训练情况，评选优劣，应劭《汉官》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即此之谓。训练的目的是应付都试，都试结果就是各级军吏的政绩，最者赏，殿者罚。届时全郡军事大集结，各县令长、丞尉率领全县士卒集会郡治，郡都尉具体指挥，接受郡守的检阅，旌旗猎猎，部伍有序，骑射角力，各有定式，仪式极为隆重，也充满着相应的危险性。如果有人利用都试的机会发动兵变，其后果可想而知。王莽代汉之初，翟义就曾经“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起兵反莽。（注：《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附翟义传》，第5426页。）刘秀也曾经和李通约定利用都试的机会起兵，因而深知在动乱之世，都试之役的危险性。��
　　建武初年，群雄并起，谶语流布，尽管刘秀次第统一了中原和江淮地区，但是政权很不稳固，地方兵长大姓时时为乱，郡县守令及其属官和地方大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动乱的可能。因此之故，刘秀才于建武六年罢都尉官、都试之役。但是，都试是对一年军事训练成就的大检阅，是保证平时军事训练的最重要手段，取消了都试也就等于宣布平时军事训练可有可无，所以虽然在省都尉官以后明确规定“并职太守”，但他们行使的是都尉维持治安的权力。至于“教民骑射”的责任，一方面因为他们出身“文吏”对武事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知道刘秀以文兴国，不希望臣下妄言军事，在日常过程中早已将“教民骑射”的重任束之高阁。所以，东汉征兵制度虽然存在，但是征集来的郡县兵的质量确实难望西汉之项背，军事素质远低于西汉。对此，时人言之甚详。如郑太云“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注：《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8页。）这“其众虽多，不能为害”虽然是应付董卓之词，但是“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诸语是符合实际的。王符在分析羌乱久久不能平息的原因时指出：“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虐发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雠，士卒缚手以待寇也”。
　　⑥王符：《潜夫论》卷五《劝将》。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79年（下同），第253页。）应劭《汉官》云“概天生五才，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后汉书》卷二十八《百官五》，第3622页。）应劭这一段话是有感于黄巾起义而发的，但反映了士卒平时缺乏训练的事实：郡县兵军事素质低下，源于“不教民战”。“不教民战”的原因之一则是都试的废除。��
　　关于郡守令长军事素质的低下，王符有过深刻的批评：“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这儿的“诸将”是指边郡太守。“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杰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不可苟唯基序，或阿亲戚，使典兵官。此所谓以其国与敌者也”。��⑥这从反面说明当时“苟唯基序”选出来的“有兵长吏”和那些“阿亲戚”者一样都是不明权变、不任将帅的。这些郡守长吏既无将帅之才，更无安边定国之志，平时歧视、压迫少数民族，横征暴敛，而一旦民族矛盾激化，或者弄虚作假、隐瞒军情；或者夸大匈奴、羌族的凶悍，内徙边民，借机搜刮民财，贪污国库。王符以羌乱为例，对此有着深刻的揭露：谓羌乱之时“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但是，这些太守令长在强制边民内迁时，又显示出凶残的一面。王符指出“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撤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纳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注：《潜夫论》卷五《实边》，第282页。）结果只能是官民离心，甚至将农民推向反抗者的行列。这是东汉后期边乱不止的原因之一。��
　　偃武修文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导致军功激励机制的消失。秦国强盛，得力于商鞅推行的军功爵制。西汉立国，秦制有所继承，军功爵制不但被全盘继承并有所完善。立功疆场、获取爵位以改变政治地位，起码在西汉前期、中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奋斗途径。汉武帝伐匈奴，官马不够，士卒以私马从军；出征的队伍中，除了应征的士卒以外，为了立功异域而私自从军者不乏其人；将帅立功，更是予以重赏；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木简关于军功赐爵的律令说明起码在西汉后期，按照斩首数量赏赐爵位的规定仍然在实行中。因而“尚武”是西汉社会风气的特点之一。汉宣帝说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文、武并重意思。但是，光武帝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之后，军功赐爵制度逐步的淡出政治舞台，人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依靠军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长吏尽管冒着生命危险，立了军功以后不仅无助于升迁，还很可能因此而招来灾祸；士卒虽然立有军功也得不到任何的奖赏。将帅也好，普通士兵也好，自然缺乏基本的作战积极性，更不要说开疆拓土了。对此，王符曾经有过简要的概括：“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义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注：《潜夫论》卷五《劝将》，第248页。）王符是就事论事，其分析也不乏历史偏见。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商鞅变法以来的赏赐军功的传统消失了。究其根源，刘秀的“柔道”然也。��
　　比较两汉历史，无论是在“政”还是在“治”，西汉始终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变革之中，汉初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的儒表法里，到汉元帝的重用儒学，朝野都在探索着治国的思想和道路，体现在民族政策上则是文武之道，张弛有节。就是王莽的打着奉天法古的旗号以新代汉，从思想层面上说，也是一个探索摆脱社会危机的自觉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是不成功的，但是人们还在选择着，可以看作西汉开放政治的延续。而东汉之“政”与“治”始终沿着刘秀的既定方向滑行，保守成为东汉政治的特点。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军事。在这样的政治之下，东汉边防必然萎缩，民族冲突必然加剧，民族问题必然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魏晋以后民族问题的先声。当然，从中华民族发展来说，东汉对周边各族主要是西北、北部各族的方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但是，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民族政策，对民族交往的内容和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从社会文明发展的层面来看，汉朝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汉朝以积极主动的态势，既以先进的物质文明吸引游牧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又以军事力量遏制打击游牧民族的抢掠行为对中原文明的破坏，无论是对于游牧民族还是对于农耕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消极被动的民族政策，则助长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破坏。东汉时代，北边郡民的内徙和少数民族逐步内迁，实际上是游牧生产在逐步地侵蚀生产，当然游牧民族在迁居汉家边郡以后，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悄然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以牺牲边郡农耕文明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如果说，在西汉时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是以游牧民族的逐步汉化为特征的话，东汉时代，则开了边郡汉族居民“胡化”的先河。套用传统的夷、夏观念概括两汉民族政策的区别：在西汉中央政府是尽力地以夏变夷，在东汉中央政府则是任由以夷变夏。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是否恰当另当别论。限于主旨，这里不予多说。本文目的只是说明，探讨东汉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不能就民族政策论民族政策，更不能只抓住民族矛盾激化时的表面现象就作出价值判断，而应该追本朔源。东汉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刘秀时代找到基因，民族问题只是其中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