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措施和成效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山西;阎锡山;村治;改革

　　[论文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提出“用民”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从政治､､文教､､司法､风俗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被时人视为乡村自治的典范｡本文就此作一阐述,论证山西村治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兴起了一股声势较大的村政试验浪潮,山西村治改革就是其中颇有声色,影响较大的一种｡其倡导者阎锡山提出“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从政治､经济､文教､行政､司法､风俗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被时人视为乡村自治的典范｡山西村治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阎锡山“村治”改革的基本措施
　　
　　阎锡山生于山西,早年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农村带来的种种痛苦和灾难｡留学日本后的所见所闻,促使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及农村治理问题有所思考｡他认为“家国省县皆人类之团体,家以情系,政性较微,国省县区,范围甚广,独村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以之为施政之本,既无过泛之病,又不虑其无由措施｡”因此,1917年阎锡山任督军兼山西省长后,就着手开始推行以村为施政基本单位的“村本政治”,对村进行整顿｡阎锡山自称“民国六年,锡山兼管民政｡讨论施治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间”的思路,核心是将基层政权下降到村一级,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构建,以“组成有机的活体”｡
　　山西“村本政治”包括“整顿村治”和“改进村治”两个方面｡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官办村政阶段和村民自办村政阶段｡官办村政阶段也就是“整顿村治”时期(1917年-1922年),在这一阶段中,山西省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村政改革的规章,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六政”和种棉花､造林､畜牧“三事”｡村民自办村政阶段也就是“改进村治”时期(1922年-1928年),这一阶段的主体由政府转向村民,村民参与村治建设,各项村治措施都相继完成｡阎锡山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配合“行政机构”将“村治”推进下去｡主要有:
　　1.搞试点,分批进行｡在实行“村政”初期,阎锡山在太原周边地区进行了对“村政”的试验｡1921年3月先由阳曲､榆次和太原三县及省城市区进行,6月推广到平定､寿阳､太谷､忻县､定襄再次实验｡9月-10月,阎锡山召集全省县知事举行“村政会议”,研究实验“村政” 的原则和方法,后才在全省广泛推广｡对“村政”的试验有利于改进“村政”改革中的不合理成分,使之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开展下去｡
　　2.取消村长､村副的不动产资格限制｡在“村政”之初,阎锡山曾规定“村长,起初须有不动产三千元至一千元以上,村副要在五百元以上”｡随着“村治”的开展,到1927年公布的《改进村制条例》和《修定乡村编村制简章》中对村长､村副“规定凡年龄在25岁以上,现未充当教员及在外别有职业,参与村民会议的朴实公正粗通文义之村民,皆有资格参选”,取消了对选举村长､村副的不动产资格限制,调动了人们参加村政改革的积极性,有助于调节农村中各阶层的矛盾,团结大部分人来支持村政改革｡
　　3.分等级｡阎锡山以村情好坏､村治成绩的优劣以及关注村情的程度为标准,将村治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即以村情好坏将村庄分三等:村闾邻长能够主动配合的,嫌疑人全部该好的,为好的村,可三月视察一次;村闾邻长的工作还有待提高,嫌疑人尚未完全改好,可二月整理一次;村闾邻长“自治”程度不高,嫌疑人多数未被改造,则须每月整理一次｡按村治的成绩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并每年公布一次｡阎锡山希望用上述方式来鼓励和发动各村努力推行“村治”政策｡
　　4.规范村民会议的运作｡阎锡山规定凡“20岁以上的本村居民,均得参加村民会议(品行不端,营私舞弊及窝赌,窝盗,吸毒者,不得参加)｡”由村长召集,开会时到会村民需超过半数,方可开议,主要事项有:选举村长､村副,各委员;政府法令交议事项;议定及修改村禁约和村规事务;兴利除弊事项;由村20人以上提议事项｡通过对村民会议运作的规范对村庄内部“村政”开展和人员调动做出了规定,防止了村政向别的方向发展,始终掌握控制权｡
　　5.息讼会会长改由公断员推举产生,村长不再兼任｡
　　6.宣传､协助与考核监督｡阎锡山制定了《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并广为印发,又派出工作队进入村里讲解“村治”的好处,召集村民进行讲演,宣传村政,以消除人民的顾虑和不安,并设立考核股进行考察｡
　　此外,阎锡山认为,划定村界也很重要,“尤应注意者为村界｡村界不可轻视｡村界定而人民定,地土定而收入定,以后事事皆定”｡认为只有这样“村政之根基,才能巩固”｡
　　
　　二､村治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经过阎锡山多年的建设,山西村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的控制,也维护了阎锡山的政权统治,因而备受时人和政界的推崇｡1927年江苏省民政厅长钮永建在呈省政府文中说:“民权之训练,民生之培养,皆职厅应负之职责,今欲御繁以简,切实可行,似宜仿办晋省村制,用植根基,而资附丽｡”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自治的规定多借鉴于山西村制的内容,例如:“山西的村制有村民会议,所以县组织法有乡镇民大会;山西的村政有村公所,所以县组织法有乡镇公所｡”等｡
　　1.稳定了山西秩序｡进行村治改革后,山西在20年代保持了相对的安定｡阎锡山的整理村范以及关于村禁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民的行为,息讼会成立之后,对民间矛盾的化解,也起到了稳定作用｡“山西盗匪素少,现在实为全国最安静最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很多,而得力于村政的亦不少｡”“试行以来人民利之,全省人民,各有相当生产,故盗匪绝踪,穷乞罕见,社会秩序为各省所不及,他如狱讼不繁,便利,亦为极卓著之成效,此皆人所共见者｡”
　　2.促使了山西崛起｡在推行村治之初,阎锡山曾说:“国民学校为行政的枢纽,学生明白了,可以对他的父兄劝导;教员明白了,一方面可与学生说明,一方面可与村人说明,效力非常之大｡”因此,在村治改革的过程中,阎锡山就大力推行教育机构的发展,认为“民国知识为之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从1918年开始,山西省署筹备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开始,到1925年山西省的国民教育已经普及,在乡村行政宣传和监督下,“几乎每县均建立了劝学所,若干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师范学校｡”1918年颁布的《山西全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期,不入学处以罚金,并为贫困但优秀的学生设‘贫民学校’让其入学学习两年”,同时添设和扩充男女师范学校,县设师范讲习所,整顿教育会和劝学所,创办童子军讲习所｡由于阎锡山本人的重视,1920年以后山西省用于教育建设的经费也逐年增长,据查,“1921年全省国民学校合计为21536所,入学人数达294906人,居全国榜首｡”到1930年,据当时省教育当局报告“全省受义务教育儿童,男童平均在85%以上,女童40%不足,男女平均75%以上,有数县在80%以上｡”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成为阎锡山“村政”改革的执行者,成为“村政”改革的政治后盾｡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山西培养了大批现代化的知识人才｡

　　3.规范了山西的基层政权设置,首次创设了区乡一极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一整套村自治制度｡山西村治一改清末以来山西基层组织比较混乱的局面,建立了编村,实行区村制,规范了县以下的政权设置,使得政令得以贯通｡在编村内,建立的村民会议､村公所､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和保卫团等自治组织,打破了山西农民社区原有的结构体系,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家族势力对农民的影响,和传统靠乡绅､宗族势力自发性会社办理村公益事务的局面｡另一方面,山西村治是在农民建立近代化制度与国家行政统一相结合的尝试｡
　　4.阐扬了民主自治取向,使农民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参与意识｡吕振羽指出,山西村治开创了中国下层重心先河,其“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对山西“由政治力量提倡民治”,村制“置人情于之上”以及其“村民自觉之精神”和“村民负担平均”的做法都极为欣赏｡热心村治的茹春浦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村民参加村民会议,也知道村民会议的目的在于选举村长､村副和各委员｡不识字的村民可以举手表决,多数村民都认为村民应自己办理自己的事,而村民会议是办理自己事的机关｡因为有村民会议,使得官吏不能随便压迫村民,而村中均系好人办事,坏人亦不敢作坏事｡吕振羽针对山西各村村民会议之事说:“此即小社会全民之精神,而行使选举官吏､罢免官吏之权也｡”村民会议的召开,至少在村级政治上提出了人民的普选权｡李冠洋与阎锡山共事多年曾记述道,“对村长等人选,在最进步的时候,曾把选举权大胆交给人民使用｡”可见,村民会议也并不完全是虚设,是有一些实质性内容的,村治的实践多少使村民的参与意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5.促进了山西基础建设和发展,改善了乡村的经济基础｡阎锡山在1917年-1922年给大总统的《呈报办理六政成绩》中说:在兴修方面,共开渠1562道,扩大水浇地200万亩;在种树方面,共种植4504万余株,成活率达70%;在蚕桑方面,种桑1.15亿多株,收茧330万多斤｡阎锡山从1917年开始鼓励农民种棉,到1923年时“棉田面积发展到179.6万亩,总产皮棉30.037.350吨,每亩平均14.35公斤”,所产棉花除供应本省需求外,还销往外省｡于此同时,阎锡山还于“1919年,购回澳洲美利奴羊1000只,引进美国良种马200匹,荷兰乳牛十头”来发展畜牧业｡可见,推行“六政三事”,不但促进了山西的发展,使得新品种､新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而且使得农业基础得到改善,农作物种植结构得到调整,改变了山西原有的乡村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且使山西的社会面貌､民众习俗有了较大的改观,充实了山西自身的经济实力,为“村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和持续性的可能｡
　　6.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陋习,推动了山西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在山西村治改革中,许多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陋习成为村政改革除弊的对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剪发和天足｡1917年,阎锡山提出男子剪发和女子禁止缠足的倡议,到1918年底,全省男子所留发辫基本上完全剪完｡对于缠足,规定“未缠足者,不许缠足,已缠足者令其解放”,并成立了“不聚缠足妇女会”进行宣传教导｡至1922年全省“没放,没剪的已属最少之数”,“已如数报竣”｡二是禁烟｡“阎锡山在禁烟上,确实下过不少辛苦,不但设有专管机关,各级行政人员,也一起投入禁烟工作｡”禁烟的措施,包括禁种､禁运和禁吸,并设立奖罚措施,“罚必由上而下,军队先从旅长禁起,政界先从省公署禁起,县村先从最有势力者禁起,严格限制,层层往下”,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九一八年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丸共四千多起,而一九二零年则为一万八千多起,增加四倍｡”三是提高妇女地位｡山西村治改革不但要求男子自立,而且还希望女子树立自立意识,从而改变传统女子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缠足的禁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且非常重视妇女的问题,纷纷设立女校,为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除以上几点外,山西省署还在村治改革中还提倡培养村民的卫生意识和环保意识,“要求人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房屋要干净……要求人们注意呼吸､饮食和创伤三方面传染病”,使现代卫生习惯和观念开始深入山西农村社会生活｡在村治改革中,由于山西村政改革对以上农村社会旧的风俗习惯在法律和制度上予以摒弃,并通过实践逐步深入贯彻,使山西农村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阎锡山之所以进行“村治”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同外省军阀势力相竞争｡“村治”期间,阎锡山先后参与了反直､反奉､反冯和中原大战,战火沿及全省和华北各省｡社会形势的动荡,势必会影响到山西“村治”改革和村制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战争危及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本无法顾及“村治”改革的事项和发展,使“村治”改革的成效和影响大大降低了｡
　　
　　[参考文献]
　　[1]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M].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民国二十四年版,第三卷(上).
　　[2]山西村政汇编[M].太原,村政处校印,民国十七年一月.
　　[3]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孟令梅.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