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晴格格

　　【关键词】西晋  八王之乱  禁卫军权  专制君权

　　【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发生于西晋惠帝年间的“八王之乱”（包括贾后专政），是以宗室为主的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政治斗争，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后来又扩展到北方广大地区，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则主要是在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八王之乱”的实质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因此，考察禁卫军权与“八王之乱”的关系，对于认识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与“八王之乱”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由于“八王之乱”这一个案的独具特色，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的关系。[1]

一、杨·贾之争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三《武帝纪》：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按晋武帝在世时不顾朝中诸大臣之反对，一意孤行，立愚痴长子司马衷为太子[2]，又虑其难以亲自执政，于是为其设立顾命大臣以辅佐其执政。晋武帝原本是要以宗室汝南王亮与外戚杨骏夹辅王室，从而在宗室与外戚之间维持平衡，以保证愚痴太子在即位后皇权不至旁落[1]。这种想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朝政中受诸种矛盾之制约却不具备现实性。晋武帝弥留之际，随侍其旁的杨皇后（杨芷）与其父杨骏相勾结，矫改武帝遗诏，武帝夹辅王室计划告吹，出现了杨骏一人独掌朝政的局面。晋惠帝即位后，太子妃贾南风（原晋武帝宠臣贾充之女）立为皇后，武悼杨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杨骏则据矫改之遗诏而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为辅政大臣，掌握了西晋王朝军政大权。
　　《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已……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杨骏虽然手握军政大权，但他需要处理大量文书以决策国政，不可能时时在惠帝身边进行控制，而惠帝皇后贾南风性情凶悍，又经常在惠帝身边，这对杨骏专制朝政构成了潜在威胁。杨骏为了有力对付贾后有可能形成的威胁，采取了“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的措施。此举当有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宗室诸王对朝政的干预。相比而言，贾后毕竟在后宫，惠帝又是愚痴，故对付贾后尚在其次。上引《杨骏传》之后接着又记“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怨望者愤然者主要应当就是宗室诸王。在矫改之武帝遗诏中说：“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表明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及殿中都尉、司马在殿中宿卫，三部司马与殿中司马并非相同官职，杨骏早在专权之初便十分重视对自身的禁卫。杨骏“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史未明载具体由何人担任禁卫武官（长官）来统领禁兵，不过从后来杨骏被诛时的情况可推知一二。《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据《杨骏传》，对其专权行为，其弟珧、济“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可知珧、济当时并非骏党，株连而死实属怨枉。在以上被诛诸人中，明确为禁卫武官者是中护军张劭，此人又见《晋书》卷四四《石鉴传》：“武帝崩，（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可知张劭在晋武帝去世之初已为中护军。《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看来张劭确是杨骏所安排的典禁兵的禁卫长官之一。张劭与段广同为杨骏外甥，同上书四月条谓“劭，骏甥也”，可证。刘预之职务应即左军将军，亦为杨骏所安置的禁卫武官。《太平御览》卷九七《皇王部二二·西晋惠皇帝》记为“左军刘桢”，《通鉴》及《晋书》卷三五《裴頠传》皆记为“左军将军刘豫”，当以此一记载为是。惠帝永熙元年八月，“遣南中郎将石崇、射声校尉胡奕、长水校尉赵俊、扬烈将军赵欢将屯兵四出”[2]（卷四《惠帝纪》）。据《晋书》卷三三《石崇传》载：“元康初，杨骏辅政……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表明石崇属杨骏排挤对象，依此类推，胡奕、赵俊等禁卫武官亦当为杨骏所排挤。可能在将胡、赵等人排挤出朝后，杨骏以其亲党接任。
　　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却未能完全有效地控制禁卫军权。早在晋武帝末年便以王佑为北军中候，这是武帝临终一项重要安排。《晋书》卷三《武帝纪》：“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帝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看来北军中候王佑并非杨骏死党，似亦未为其所控制。同上，卷七五《王峤传》：“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按此与《武帝纪》所载有异，不知孰是。从王佑后来不是贾氏所诛对象，在贾、杨之争中也不见其行动，杨骏未能控制内军等情况分析，王佑似非杨骏腹心。在贾、杨之争中未支持杨骏，实际就等于帮了贾后。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和反感，后者很快便采取措施与之对抗。杨骏未能完全控制禁兵又成为其覆灭的重要因素。《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汝南王亮，使连兵讨骏……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可知贾后密谋消灭杨骏的计划是由殿中中郎孟观、李肇阴谋策划的，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何攀传》：“迁散骑侍郎。太傅杨骏谋逆，请众官。攀与侍中傅祗、侍郎王恺等往。惠帝从楚王玮、殿中中郎孟观策，戒严，诛骏。外已匆匆，攀与祗逾墙得出侍天子。天子以为翊军校尉，领熊渠兵，一战斩骏，社稷用安。”[3]这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后与杨骏之争，显示殿中中郎孟观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3]。
　　《资治通鉴》综合前代史传，对贾后密谋消灭杨骏之事有颇为详备的记载，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有关记事云[4]：

　　后（武悼杨皇后）数诫厉妃（贾南风），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为构己于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杨）骏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观、李肇，皆骏所不礼也，阴构骏，云将危社稷。黄门董猛，素给事东宫，为寺人监，贾后密使猛与观、肇谋诛骏，废太后。又使肇报汝南王亮，使举兵讨骏，亮不可。肇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玮，玮欣然许之，乃求入朝……二月癸酉，玮及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允来朝。三月辛卯，孟观、李肇启帝，夜作诏，诬骏谋反，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命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讨骏，楚王玮屯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卫殿中……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宜烧云龙门（胡注，宫城正南门）以胁之，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宫城东门），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不然，无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侍中傅祗白骏，请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事势，因谓群僚曰：“宫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阶……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右军将军裴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而去。寻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手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就杀之。孟观等遂收骏弟珧、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

按在杨骏与贾后的政争中，杨骏迅速失败，其因有三：（1）杨骏居于殿外，不能直接控制惠帝，其决策须经殿中（中宫）草诏批准方可成为政令实施。而贾后居于中宫，可就近控制殿中局势，并以诏书名义发布政令，占据了政治优势。（2）贾后与宗室诸王联络，利用其反骏以共同对付杨骏。杨骏由于篡改遗诏独揽大权，遭致诸王忌恨，掌权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笼络安抚宗室诸王，虽然树心腹党羽，毕竟势单力孤，难成气候。（3）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其控制的禁卫军权是有限的，《杨骏传》谓“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之说夸大其辞，就目前所见，禁卫武官中只有中护军张劭与左军将军刘豫二人为杨骏亲信，其它禁卫军权多非杨骏之党所掌握，而且最关键的殿中军权不在其手，这成了杨骏迅速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如上所述，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不为杨骏所礼，投入贾后门下为之出谋划策，奔走效命。右军将军裴頠亦非杨骏一派人物，在贾、杨之争中站在贾后一边，并用欺骗手法将左军将军刘豫所守万春宫门夺回己手，为贾胜杨败之局的形成出了大力。“东安公繇帅殿中四百人讨骏”，“殿中兵出，烧骏府”，“弩手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这些记载进一步表明贾后一派在斗争中有力地控制着殿中禁卫军权。此外，守卫宫城的禁卫武官亦仅左军将军刘豫为杨骏党羽，而右军将军裴頠与后军将军荀悝皆属贾后一派。裴頠为贾氏亲戚，“贾充即頠从母夫也”[2]（卷三五《裴頠传》）。《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杨骏被杀，“壬辰，赦天下，改元。贾后矫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于永宁宫。”荀悝当即后父贾充朋党荀勖或荀顗之子弟。相较而言，杨骏所可用者仅为“东宫及外营兵”，所谓“外营”应即护军所统宿卫宫城外之禁卫军。
　　殿中禁卫军权不为杨骏所控制，关键在于掌握殿中禁卫军权的左、右卫将军亦未为其所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表明杨骏专政时左卫将军由宗室东海王越担任，并在其后反抗杨骏的政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右卫将军虽不清楚为何人，但看来亦非杨骏亲信所任。杨骏不仅不能进入殿内，而且因宫门为贾后一派所控制，其亲信所统之外营兵亦无法进入宫城助骏。按杨骏府就在宫城内，且距正殿不远，正因如此，作为殿中兵的弩手（弩士）才有可能“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史谓“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世语》曰：“初，宣王（司马懿）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表明曹爽府第紧邻武库，居曹爽故府之杨骏第自亦紧邻武库。确定武库方位是确定骏府所在之途。汉代武库令为执金吾属官，武库自应在宫城外（京城北部）。曹魏武库令转归卫尉，其所掌武库当在宫城内。《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注曰：“臣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后汉书》卷二二《坚镡传》注引《洛阳记》曰：“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5]又《河南志·魏城阙古迹》“承明门”条引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怪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4]按张公当即张华。据此可知，西晋惠帝时期，建始殿作为朝会议政之处起着正殿功能，建始殿与后宫有承明门相通，贾后无疑是在后宫—建始殿向殿外杨骏的势力发难。《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发动政变，“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亦可证建始殿与后宫相通，为贾后政治中心所在。而杨骏府亦紧邻建始殿，这是杨骏为方便辅政控制朝政而采取的措施，与当年曹爽辅政时在武库南之建始殿旁设府如出一辙。其情形可简单图示为：


杨骏太傅主簿朱振的建议中有“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以便与打着惠帝招牌的贾后相抗衡。但是，贾后事先已作好安排，杨骏无法引宫城外之外营兵入宫。上引史料记载贾后使李肇邀荆州都督楚王玮及扬州都督淮南王允入朝，据《晋书》卷四《惠帝纪》，时楚王玮、淮南王允之军号分别为镇南、镇东将军。在贾后反骏时，楚王“玮屯司马门”，而淮南王允之国相刘颂则以三公尚书身份“屯卫殿中”。这表明楚王玮与淮南王允在贾后安排下，一个屯卫宫城门，一个屯卫殿中，对杨骏构成了内外夹击之势。此外，东安公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2]（卷三八《宣五王·东安王繇传》），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龙门，洛阳宫城正南门”[5]（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玮所屯之司马门为宫城正门（北门），是扼守宫城之要冲。汉代卫尉下有公车司马令，专门负责把守宫门[6]（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序》），西晋卫尉亦有公车令，守司马门亦应为其职责 [2]（卷二四《职官志》）。
　　杨骏虽然图谋控制禁卫军权，但却由于未能争取到当时势力强大的宗室集团的支持，其举措效果不佳，他只能在宫城尤其在宫城外禁卫军中安插亲信任禁卫武官，而无法将殿中及后宫禁卫军权控制于己手。这一点与晋武帝临终前安插王佑为北军中候、东海王越为左卫将军等处置有关。在与贾后较量中，杨骏未能有效控制殿中禁卫军权，已输一着；在楚、淮南二王入朝时未作好防范措施，其所控制的外营兵无法利用，再输一着。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力挽狂澜，更何况杨骏政治谋略并不高明。皇帝愚痴无法亲政，杨骏虽为辅政大臣，但身为前朝外戚，与宗室之间仇隙甚深，惠帝皇后又是凶悍贪权之辈。政局如此，要想真正掌握统治大权，就必须有效地控制禁卫军权，而禁卫军权的控制，实际就是对各级禁卫武官的控制。杨骏意识到了这点，但却未能做到，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徵调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上穷途末路。




二、贾后专政与禁卫军权

　　辅政大臣杨骏树亲党以典禁兵，但终究还是未能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是在晋惠帝及贾后身边侍卫并督摄殿内禁兵的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不为杨骏所礼，对骏心怀不满，贾后及时利用了这一矛盾而密谋诛骏。杨骏被诛后，李肇因功而升为积弩将军，此职设于武帝太康十年，领营兵二千五百人之多，当初贾、杨对抗时射骏之弩手当属于积弩将军统领[7]。宗室诸王为推翻杨骏立了大功，自然获得了极大好处。《晋书》卷四《惠帝纪》载杨骏被诛后的人事安排是：

　　壬寅，徵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 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东安王。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

在这些任命中，以楚王玮领北军中候最引人注目。楚王玮因引兵入朝助贾后诛骏而立下殊勋，被贾后任命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由方镇长官一跃而成为禁卫军长官。《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历屯骑校尉。太康末，徙封于楚，出之国，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转镇南将军。武帝崩，入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按此处“武帝崩，入为……”之记载不确，据上引，楚王玮入朝时距武帝去世已有十个月之久，而且其入朝后并未马上被任命为卫将军等职，而是在其助贾后诛灭杨骏之后。同上卷，《长沙王乂传》：“及武帝崩……会楚王玮奔丧，诸王皆近路迎之，乂独至陵所，号恸以俟玮。”可见楚王玮之入朝，是贾后借宗室以自重，企图利用宗室诸王之力与辅政大臣杨骏相抗衡，进而为其夺权创造条件。为免师出无名，遂以令其奔丧为由入朝。杨骏不察，同意楚王玮入朝，正中贾后下怀。楚王玮入朝，显然并非徵召其任职朝廷。另外，上述人事安排中，还有“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此“督将”当即《中朝大驾卤簿》所见司马等三部督、命中督等五督与殿中都尉、司马以及金裤褶将、金颜督将一类中下级禁卫武官，因诛灭杨骏而封侯之督将多达一千余人，反映了禁卫武官及其所辖禁卫军参与此次政争之广度，也表明贾后对禁卫军权的控制程度之深。
　　从诛灭杨骏之初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贾后无疑是借助宗室诸王的力量来为自己专政开辟道路。晋武帝弥留之际，杨后与杨骏矫改遗诏，在顾命大臣中排除宗室诸王，激起了宗室诸王对外戚杨氏的普遍不满。贾后的拉拢，正中宗室诸王下怀，于是两种并无多少共同利益的力量在反对杨氏专政的旗帜下结合到一起，迅速消灭了杨氏势力。卫瓘本与贾后有矛盾。早年他与贾后之父贾充一起皆为司马氏亲信死党，但后来二人在政见与个人利益方面发生了严重矛盾。在晋武帝当初为太子司马衷选妃时，卫瓘之女与贾后均在考虑之列，且武帝曾属意于品、貌、才俱优的卫氏女，但因各种因素影响，晋武帝还是选择了贾充之女。贾后对此不会忘记。后来卫瓘又力主废司马衷太子之位而另立贤者，若司马衷被废，则贾南风不仅皇后美梦破灭，而且连太子妃之位也保不住。[8]《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卫瓘力主废太子衷，武帝未准，其后“（贾）充密遣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可知贾后不仅了解此事，且当深记心里。贾后安排卫瓘与汝南王亮共同辅政，可能与新诛杨骏而欲收买人心有关，因卫瓘是当时庶姓大臣中年龄最长声望最高的人物，以之辅政可起到稳定政局、笼络庶姓朝臣之效，也可以显示其不计前嫌。但是，贾后并非大度之人，她推卫瓘上台，是要借刀杀人，置之于死地。这应是贾后的阴谋之一。
　　辅政大臣卫瓘等与掌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很快便发生了对抗，终致被害。《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恶之，欲夺其权，以临海侯裴楷代玮为北军中候。玮怒，楷闻之，不敢拜。亮复与瓘谋，遣玮与诸王之国，玮益忿怒。玮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皆有宠于玮，劝玮自昵于贾后，后留玮领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杨骏，卫瓘恶其反复，将收之。盛乃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云将谋废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执政，己不得专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诏赐玮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诸宫门，免亮及瓘官。”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亦欲因此复私怨，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遂收亮、瓘，杀之。[6]

按“三十六军”详情不明，当为西晋中央军之总兵力。胡三省注曰：“晋洛城内外三十六军。” 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亦有类似看法，认为西晋时代中外军（洛阳城内外之中央军）为三十六军。[9]《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秦王柬传》：“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柬校料之，柬一省便摘脱误，帝异之，于诸子中尤见宠爱。”
　　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只有将其所领掌禁卫军权的北军中候之职撤换才能实现。汝南王亮、卫瓘所任命的北军中候人选是裴楷，楷为贾后姻亲，因此二辅臣之决定很可能是秉贾后旨意。贾后利用楚王玮夺权，不得不将禁卫军权交与他，但她很清楚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权就根本谈不上专制朝政。楚王玮为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晋书》本传说他“少年果锐，多立威刑”。司马玮显然是个有野心的人，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汝南王亮、卫瓘虽可处理国政，但不拥有禁卫军权，贾后料到此举的结果将会置他们于死地。卫瓘为贾后所怨，汝南王亮亦非贾后所亲近，他是宗室元老，在朝理政自然不利于贾后专政。于是贾后又采取阴谋手段借楚王玮之手杀害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清除了影响她专政的又一障碍[7]。
　　在汝南王亮、卫瓘与楚王玮的斗争中，贾后始终是幕后策划指挥者。她先是欲借亮、瓘之手以夺玮兵权，既而又感到亮、瓘非玮对手，于是先借玮手以杀亮、瓘。楚王玮所以敢于与汝南王亮、卫瓘对抗，除了贾后以惠帝手诏居中指使外，他以北军中候身份掌握禁卫军权是根本原因[8]。楚王玮不仅“勒本军”（即其所领营兵），而且“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此“三十六军”当即守卫京师内外之全部中央军。其《手令告诸军》有云：“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2]（卷五九《楚王玮传》“直卫”当指其所掌内军，以殿内宿直为主；“外营”当指宫城外京师地区禁卫军，以护军所领为主。“三十六军”除部分可确知外，大部分则难以确指。楚王玮“承贾后旨”，矫诏诛杀杨骏之时，步兵校尉长沙王“乂守东掖门”[2]（卷五九《长沙王乂传》）。
　　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二辅臣后，权势煊赫，其欲进一步专权的政治野心便暴露出来了，遂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诛杀亮、瓘后，“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按贾模、郭彰皆贾后亲戚。贾模为贾充族子。“及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太保卫瓘，诏使模将中驺二百人救之。”[2]（卷四〇《贾模传》）所谓“中驺”当即殿中骑兵，《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可见其职[10]。郭彰为“贾后从舅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 [2]（《贾模传附郭彰传》）按此处记郭彰所任职务不确，《资治通鉴》载其时贾模为车骑司马，郭彰为右卫将军。贾模得以将中驺二百人与楚王玮争斗，可能与其任车骑司马之职有关。他所任职务大概决不止此，否则并不能作为楚王玮之矛头所指，以车骑司马预国政亦不大可能。《晋书》

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侍中贾模，后之族兄；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以才望居位，与楚王玮、东安王繇分掌朝政。”贾模所任文职为侍中，很可能又兼任骁骑将军一类重要禁卫武官。郭彰为右卫将军，侍卫贾后、惠帝身边，权力甚重。从各种记载来看，贾后在指使楚王玮之时就已经作好了对付并消灭他的安排，如派贾模率中驺二百人救汝南王亮、卫瓘便是其表现之一。虽有长史岐盛之游说，但楚王玮并未采取针对贾后及其亲信的行动，而贾后方面却作好了对付楚王玮的准备。《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平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葘阳公卫瓘。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同书卷五九《楚王玮传》：“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虎）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遂斩之。”借他人之手以除政敌消除心腹之患，是贾后惯用的伎俩。最初她利用楚王玮等宗室诸王之手消灭了辅政大臣杨骏；然后又制造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卫瓘与禁卫长官楚王玮之间的矛盾，并借楚王玮之手杀害了亮、瓘；接着便以楚王玮擅害大臣、矫诏为名将其处死。至此，对朝政最有影响的三位大臣——外戚杨骏（太后父）、宗室汝南王亮、庶姓卫瓘相继被杀。次年二月，“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专断朝政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同时，贾后又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
　　与贾模、郭彰、楚王玮等共参朝政的东安王繇早在杨骏被诛之初便被徙带方[2]（卷四《惠帝纪》），楚王玮被杀后，朝中所剩者主要为贾后亲信，此外她又任用庶姓张华等人参预国政。在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而权势难制从而对贾后构成威胁之时，太子少傅张华进计打败楚王玮。《晋书》卷三五《张华传》：“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裴頠）深赞其事……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同上卷，《裴楷传》：“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裴頠亦任侍中。《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乃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为侍中，又以安南将军裴楷为尚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按河东裴氏与贾氏有姻亲关系，裴楷长子舆娶贾充女，即贾后之妹，裴頠从母夫即贾充。王氏亦为贾后姻亲。《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王戎为王衍从兄，衍妻郭氏当为郭彰族亲。王衍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多年掌握着贾后专政时代的禁卫军大权，其妻郭氏之恶行即是仗其夫及贾后之权势而生。王衍与朝廷还有一重姻亲关系，其女为愍怀太子妃，但当后来贾后诬陷愍怀太子时，“衍惧祸，自表离婚”，表明王衍始终追随贾后。王衍另一女则嫁与贾后之母广城君养孙贾谧。[11]（P9）贾谧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监，侍中、领秘书监，史称其“干预国事，权侔人主”。此外，河东裴氏与琅邪王氏亦有姻亲关系，“裴頠，（王）戎之婿也”[2]（卷四三《王戎传》）。《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转前将军、中护军。性忌害，无孝友之行，弟东安王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澹恶之如讐，遂譖繇于汝南王亮，亮素与繇有隙，奏废徙之。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9]如上所述，汝南王亮是在贾后专政时当政的。这一记载显示，在贾后专政时武陵王澹一直担任中护军，而他与贾后也有姻亲关系，“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
　　贾后专政时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其它主要决策层大臣皆为其亲戚，或为同族，或为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等人水平很高，也有一定的治国能力，贾后重用他们虽出自私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张华文化素养及统治才干都很杰出，其参政对稳定当时政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史称其“尽忠匡辅，弥逢补阙，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华尽忠帝室，弥逢遗阙，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华。贾模与华、頠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
　　贾后自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诛杀楚王玮而专断朝政，直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被废，专政达近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张华等有才干、孚众望的大臣处理国政这一因素外，她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从而有效地控制着禁卫军权亦为一大原因。如上所述，贾后专政期间，其姻亲王衍曾任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贾谧曾任后军将军，郭彰曾任右卫将军，裴頠亦曾任右军及左军将军。




三、赵王伦政变·篡位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四《惠帝纪》载贾后专政时的重大人事安排及事件主要有：

　　元康元年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
　　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
　　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
　　九年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顒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遹于许昌”。

可以看出，贾后专政近十年间，除了末年废杀太子外，以关中地区的镇守最为紧要，主要是因匈奴郝散与氐齐万年在关中以北地区发动叛乱，不仅威胁到关中安全，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京师洛阳，危及贾后专政。关中镇守相继由赵王伦、梁王肜、河间王顒出任，此三王与后来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八王之乱”后期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贾后对上述宗室诸王的人事安排对其后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梁王肜传》：“又领西戎校尉，屯好畴，督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寻徵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据本纪，“梁王肜屯好畴”在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十一月，则其入朝当在同年底或次年初。不过梁王肜所徵拜之官职史书记载可能有误，同时兼任大将军、领军将军或尚书令、录尚书事不合制度[10]，从当时形势判断，贾后及执政张华、裴頠等大臣不大可能同时将禁卫长官及宰相之职交与宗室诸王。如上所引，赵王伦于元康六年被徵入朝为车骑将军，是对他镇抚关中“刑罚失当”引起氐羌反叛的惩罚性处置。赵王伦入朝后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实际上不预政事，闲散于家，对此他极不甘心。史载“其深交贾（模、谧）、郭（彰），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但数年间他与最高决策无缘，曾经向执政大臣张华、裴頠求录尚书事、尚书令之职，均被拒绝。虽然未能获得宰相之职，但因其“谄事中宫”而获贾后信任，终在数年后得到了禁卫武官之任，“愍怀太子废，使伦领右军将军”。[2]（卷五九《赵王伦传》）据上引本纪知，时在元康九年十二月。这一任命对此后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赵王伦正是利用其右军将军身份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頠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閤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于伦。

这段史料对于赵王伦政变的前因后果有着翔实生动的记载，由此可知，赵王伦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与亲信、执政集团，主要仍是利用宫中禁卫武官及其军事力量，只是这次行动比前几次行动（诛杨骏，诛汝南王亮和卫瓘，诛楚王玮等）更加复杂，参预密谋的禁卫武官尤其中下级禁卫武官更多，另外这次主要是“以下犯上”，属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赵王伦有机会发动政变，除了贾后废杀太子的行为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不满情绪加剧，使政敌有机可乘外，赵王伦担任禁卫武官，并有可能和殿中禁卫武官相勾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废贾后时，他们便和赵王伦相联系，双方互为利用，以期实现各自的目的。赵王伦虽然被贾后任命为右军将军，但因关中失抚而被徵入朝三年余才获此职，而且右军地位并不很高，远非其所欲之职。他之谄事中宫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之需，内心对贾后则是愤恨的，而且从张华、裴頠处两次讨求宰相之职均被拒绝，自是极为不满。赵王伦作为晋惠帝之弟，他所谋求的是执掌朝政，从求录尚书事一职即显示其野心不小。由上引资料可见，参与政变者还有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及翊军校尉齐王冏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将军所统三部司马被动参与。《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表明齐王冏是赵王伦政变中支持其行动的重要禁卫武官。其所任左军高于赵王伦右军，但伦本以车骑领右军，故地位高于冏，加之伦为惠帝之弟，而冏为惠帝从弟，故此次政变以伦为谋主。中护军赵浚（俊）在政变中被杀，说明其非赵王伦阵营之人。《资治通鉴》卷八三《晋纪五》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浚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左卫率东平刘卞，以贾后之谋问张华……”可见赵俊非贾后一党，而与太子亲近。赵俊虽非贾后一党，但其侄赵粲为贾后死党，这是其被杀之重要因素。赵俊虽反对贾后废太子，但看来并未支持赵王伦之政变行动。当时担任领军将军者为武陵王澹，与梁王肜、齐王冏皆属宣五王系统，他亦不会反对赵王伦的政变行动。《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表明其与赵王伦一党。诛杀中护军赵浚显然是赵王伦清除异己势力以进一步控制禁卫军权之需要。赵王伦以禁卫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当政变成功后他便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发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加荂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馥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虔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又以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太子右卫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橹，断宫东西道为外徼。

按：中护军赵浚被杀后，赵王伦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则迁任游击将军。淮南、齐王对赵王伦的任命极为不满，他们在废贾后之谋中立下大功，却未能得到相应回报，这是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同上卷，《齐王冏传》：“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对于二王的不满情绪，赵王伦加以压制，结果招致淮南王允之反抗[2]（卷六四《淮南王允传》）。此时赵王伦势力壮大，淮南王允远非其对手，因而很快败灭。赵王伦于是得以进一步专断朝政，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他作出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孙秀则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这样，赵王伦就以其三子控制了宫内禁卫军权，孙秀控制了东宫禁卫军权，表明其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据记载，当时或稍后担任禁卫武官者还有：孙会（秀子），射声校尉；卞粹，左军将军；王舆，左卫将军；司马雅，前军将军。据《晋书》卷六〇《孙旂传》记载，与孙秀合族的孙旂兄弟四子中有三人在当时担任了禁卫武官，“弼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领射声校尉；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琰为武卫将军、领太子左率”。
　　不久，赵王伦篡位自立为帝[11]。当时“左卫将军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篡位后，又作了一次人事调整：“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翊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与上次安排相比，多出了护军，而无左右卫，这表明赵王伦已经完全控制了殿中禁卫军权，而且开始控制宫城外京城禁卫军权。作为一个专断朝政的权臣，控制殿中及宫城禁卫军权即可，尤其殿中禁卫至关重要。而作为一个君主，则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也还必须控制京城，保卫京师安全亦至关重要，尤其他的篡位行为会遭到任职地方的宗室诸王的反对，为防其起兵入朝，自需加强京师禁卫防守。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另外，淮南王允以护军身份举兵反抗也促使赵王伦要将护军之职握于己手。
　　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引起激烈反抗。淮南王允首先发难。《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淮南王允传》：“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领中护军。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权也。允称疾不拜。”赵王伦欲排挤淮南王允以除后患，结果导致其举兵反抗。时太子左卫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表明淮南王允之中护军府及其营兵在宫城之外。“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阵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此亦证其护军府在宫外，表明中护军虽为禁卫军长官，但其所负责的主要是宫外京城地区的防务，可能与汉代五校相当，以宫城外围的宿卫为其主要职责。据此推断，西晋五校尉很可能已转归护军统辖，官志不见领军辖五校之记载似亦反映了这种情况。
　　据《晋书》卷四《惠帝纪》载，淮南王允举兵及败灭发生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月。次年正月，赵王伦废惠帝而篡位。三月，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顒等“众数十万”起兵反抗赵王伦。赵王伦在将齐王冏排挤出朝并平息淮南王允反抗之后，通过进一步控制禁卫军而牢牢掌握着朝政，朝中已无其它势力可与之抗衡，但地方宗室诸王拥兵自重，势力不小，于是又设法控制地方王国权力。“时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孙）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的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三王之反对，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兴师讨伐已篡位称帝的司马伦。《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堮阪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惠帝纪》则谓：“伦遣其将闾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堮阪以距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距颖……会等大败，弃军走。”四月，“冏将何勖、卢播击张泓于阳翟，大破之，斩孙辅等。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陵王漼勒兵入宫，禽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骆休等，皆斩之。逐伦还第，即日乘舆反正。”由此可知，当齐王冏等三王起义，地方藩镇势力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将其精锐禁卫军调出以进行狙击，削弱了禁卫力量。战争中损兵折将使其禁卫军力下降，这正好为左卫将军王舆与淮陵王漼入宫提供了机会。赵王伦取得成功在于掌握并控制了禁卫军权，其失败也在于禁卫军权的削弱和禁卫武官的背叛，地方诸王进军京师为此种结果创造了条件。齐王冏等三王虽然凭借强大的兵力在与赵王伦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反叛，不大可能如此快捷便取得胜利。
　　关于王舆入宫及擒司马伦、孙秀之事，《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亦有详细记载：

　　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难犯，不敢出省……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按当为右卫，下文右卫营可证）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付廷尉诛之。执前（军）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于殿中斩之。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座皆入殿中，坐东除树下。王舆屯云龙门，使伦为诏曰：……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荂等付金墉城。

按：王舆率营兵所入之南掖门为宫城门之一。孙秀“不敢出省”之“省”，即禁省，亦即宫殿、禁中（内）。汉代郎中令/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此处之“掖”指掖庭，而与宫城之掖门无关。《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掖门”条：“汉制：内至禁者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应劭曰：掖者，言在司马门之旁掖也。”“又有南掖、北掖、东掖、西掖、左掖、虎贲掖门。”由此可知，殿门是进入禁中之门，而出掖门即为京城大道，自指宫门。《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上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傍小门也。”师古曰：“掖门在两旁，言如人臂掖也。”民女所阑入之掖门只能是宫门而不会是殿门。晋代宫殿宫城制度与汉代尤其东汉洛阳宫城制度相似，南掖门应为宫门而非殿门。据此，西晋“宫中兵”之宫即宫城。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表明左卫营在南掖门外，不在宫中，但由于宫殿中诸禁卫官均由左、右卫将军所领，故其可以自由出入宫掖门，并对宫中兵发号施令。三部司马则宿直殿内，侍卫禁中，殿中将军亦当在殿内统率殿中诸职进行守卫。下文载“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右）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按其所走出自当从殿内逃出，此表明右卫营在殿外宫城内。左卫将军王舆若非执行特殊任务，便在宫外办公，则西晋时左卫将军营署就在宫外，而右卫将军营署在宫内，表明当时右卫将军比左卫将军更加亲近。上引史料还说明，前军将军谢惔与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侍卫殿中，黄门令与司马督侍卫殿内自无疑义，而前军将军也可能为殿内禁卫武官。守散骑省閤之大戟当即大戟楯一类虎贲。




四、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与禁卫军权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冏于是辅政……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虽然握有数十万大军，齐王冏仍然不放松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以其亲信将领何勖担任中领军。举义诸王中，长沙王乂入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外示优崇，实则剥夺了其对禁卫军权的掌握。河间王顒“进位侍中、太尉”，亦与军政大权无缘。成都王颖则率军返回其根据地邺城，“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亦为优崇之职，与实际朝政无关。[12]
　　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顒（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2]（卷四《惠帝纪》，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晋书》卷四《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302年）“八月，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顒将）所害”。永兴元年（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三月，“河间王顒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七月，“右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顒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2]（卷五九《河间王顒传》），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2]（卷五九《成都王颖传》），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
　　“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军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显然，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五、小  结

　　通过以上考述，使我们对西晋禁卫武官制度、对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惠帝即位后，武帝杨后被尊为太后，太子妃贾南风立为皇后，外戚杨骏据矫改之遗诏而任辅政大臣（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制朝政。杨骏为了对付贾后的可能威胁，“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特别是以其外甥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在贾后授意下密谋策划消灭杨骏的计划，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由于杨骏身居殿外，未能有效控制殿内禁卫军权，故在与贾后的政争中迅速失败。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徵调宗室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向灭亡。
　　（二）贾后专政，为推翻杨骏立下大功的楚王玮升迁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辅政大臣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也正是贾后之意。楚王玮为晋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颇具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楚王玮利用手中的禁卫军权杀害了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手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贾后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贾后专政近十年间，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如王衍为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郭彰为右卫将军，贾谧为后军将军，裴頠为右军及－左军将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禁卫军权。
　　（三）贾后专政后期，赵王伦被任命为禁卫武官右军将军，他利用这一职务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羽亲信、执政集团。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参预密谋的中下级禁卫武官尤多，主要有：翊军校尉齐王冏，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所辖三部司马被动参与。赵王伦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政变后，赵王伦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杀害中护军赵俊，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为游击将军。淮南王允因不满赵王伦对他的任命而欲入宫废伦，但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赵王伦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以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其亲信孙秀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其它禁卫武官也由其亲信所担任。不久，赵王伦篡位称帝，以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作为皇帝，司马伦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还必须控制京城，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以其亲信担任各级禁卫武官，通过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激烈反抗。
　　（四）当齐王冏等三王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调出其精锐禁卫军进行狙击，这一处置削弱了宿卫力量，于是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推翻了司马伦的统治。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入朝的宗室诸王，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他将朝廷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东海国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
　　（五）禁卫武官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是影响朝局的重要问题。要专制朝政并号令全国，就必须掌握和控制禁卫军权，专权者往往亲自担任禁卫长官或令其亲信担任禁卫武官以典禁兵，其中殿内宿卫至关紧要。如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禁卫武官不能听从专权者调度，则其专权便很容易失败。有个人野心的禁卫武官往往会利用禁卫军权来实现其个人目的。换言之，在非常朝政下，具体而言就是在君主愚痴难以亲政的情况下，对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君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控制了禁卫军权，才能假君主之名以，从而号令天下。当然在正常政局即君主本人能有效行使其君权之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禁卫军权虽然重要，但仅是服务于专制君权的重要工具，而不可能左右朝局。“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而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八王之乱”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参考文献：

[1]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6).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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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马光主编.胡三省注.顾颉刚等点校.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张金龙.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J].中国史研究,1999(4).
[8]张金龙.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J].兰州大学学报,1987(4).
[9]越智重明.領軍將軍と護軍將軍[J].東洋學報,44(1),1961.
[10]张金龙.“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J].中华文史论丛,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张金龙：济南，山东大学文化学院，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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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八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编号81087)前期成果之一。

[1] 学术界对“八王之乱”的研究，较少关注禁卫军权和“八王之乱”的关系。如日本学者福原啓郎氏关于“八王之乱”的专论《八王の亂の本質》（《東洋史研究》第41卷第3號，1982年）一文中只有一处提到“禁军将校”字眼。又如，杨光辉先生在《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亦未提及禁卫军权问题。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如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对这一问题也都未曾涉及。何兹全先生在《魏晋的中军》一文中似乎注意及此，认为：“左右二卫和三部司马是宫殿中的主要的宿卫兵，在西晋历次宫廷政变及皇室内争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读史集》，第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其所举事例全是“八王之乱”中的情况。日本学者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  政治·篇》（平樂寺書店，1977年再版）第一章第二节专论“八王之乱”，标题即为“八王の乱について”（第38－49页），曾提及“杨骏领禁兵收权力”，“企图排挤汝南王亮”；又提及赵王伦矫诏发动兵变，召禁军将校如翊军校尉齐王冏参与。但都未作具体分析。笔者在多年前发表的《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中对禁卫军权和“八王之乱”的关系曾有所涉及，认为：“参加八王之乱的主要是两部分军队，首先是殿中兵，然后是都督兵。最初的斗争往往由殿中兵扮演角色。”但有关论述却十分单薄。
[2] 学界有人以为晋惠帝属平庸之材而并不“愚痴”，其说不确。《晋书》卷四《惠帝纪》“后论”及“史臣曰”均以其为“蒙蔽”、“庸暗”之人，谓“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迩宵人”。又可参张金龙，《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3] 孟观、李肇外，史书所见殿中中郎还有士猗、逯苞、成辅、王春，见《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成都王颖传》，卷六二《刘琨传》。《晋书·职官志》有殿中中郎，其地位介于殿中将军与殿中校尉之间。《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所载魏官品，第六品有殿内将军、殿内典兵，第七品有殿中中郎将、校尉，第八品有殿中都尉、司马及殿中羽林郎。同书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所载晋官品，第六品有殿中将军，第七品有殿中监，第八品有羽林郎。孟观、李肇所任决非殿中羽林郎，从其在“八王之乱”中的表现推断，似更近于殿内（中）典兵、殿中中郎将。《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载《中朝大驾卤簿》中有“典兵中郎”，当即殿内典兵，孟观、李肇所任为此职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推测也与《晋志》关于殿中中郎品级的记载相符。
[4] 按《通鉴》修撰时，九家旧《晋书》并未全亡，故其所据颇有今本唐修《晋书》不载之史料。又可参考《晋书》有关纪、传。
[5] 夏鼐（作铭）先生据元<河南志>中的古代洛阳图，确定东汉武库位于汉故城东北角谷门之东，其北有太仓。参见：《<永乐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作铭），《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王仲殊先生《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18页图一八《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北宫之东北角有太仓、武库，太仓在北，武库在南，与《洛阳记》所载西晋武库在太仓之东不同。有两种可能：西晋都城中有关物之位置与东汉有较大变化；或者此图有误差。庄春波先生据《后汉书·坚镡传》，注引《洛阳记》的记载，认为“似乎武库在太仓以东，而非以南”。见氏著：《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6] 又可参见：《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汝南王亮传》，卷三六《卫瓘传》，卷三五《裴楷传》。
[7] 《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乃使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憾。”又可参同书卷三六《张华传》。
[8] 王仲荦先生说：“贾后又叫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杀司马亮、卫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将楚王玮所任北军中候理解为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的将领，这一解释有误。北军中候在东汉是北军将领之一，但在当时北军中候则是西晋王朝的禁卫军长官，按制度其所统领的是宫城内全部禁卫军，而且西晋只有内、外军之分，而无南、北军之分。
[9] 按本传所载澹、繇兄弟关系不确，繇被徙之事颇为复杂，其具体情形见于《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东安王繇传》。
[10]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卷三八之《校勘记》[一一]：“姚鼐《惜抱轩笔记》：‘既为大将军，即不为领军，既为尚书令，亦不为录矣。’按：《通鉴》八三作‘征梁王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此‘尚书令领军将军’七字疑衍。”其说可从。
[11] 《文选》卷四九《史论上》干令升（宝）《<晋纪>总论》，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惠帝永宁二年，禅位于赵王伦，伦以兵留守卫，上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五册，第2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参见《晋书》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河间王顒传》、《成都王颖传》，卷四《惠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