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

晴格格

　　内容提要：黎庶昌上皇帝书，受到朝廷重视，降旨交曾国藩对黎庶昌“考核”，以便今后重用。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曾国藩教诲。从《曾国藩全集》中，记录与黎庶昌有关的日记及来往书信，可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的培养。在曾国藩的关怀提携下，黎庶昌成熟地步入仕途。

　　关键词：李鸿章 中法战争乘胜即收
　　　
　　在封建知识分子走入仕途的道路，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黎庶昌亦不例外，想走这条道路。咸丰五年(1855年)18岁的黎庶昌也成了秀才，下一步想参加乡试成举人。可是此时贵州已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就在咸丰五年，贵州停止了乡试，这一停就长达十余年之久。
　　咸丰十年，在表兄郑珍的指点、贵西兵备道员承龄资助部分差旅，黎庶昌离开贵州远赴京城应顺天府乡试。他参加咸丰十一年乡试落第。同年咸丰皇帝死，同治帝即位，因同治帝登极，特举行“恩科”考试，黎庶昌再度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恰在此时，朝廷于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八日“下诏求言”。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无人上言，黎庶昌决心上书。正如黎庶昌所说：“臣窃幸诏书一下，必有直臣烈士，披沥肝胆，昌言傥论，侃侃谔谔，指陈利害以耸动天听。”但是“乃陟月逾旬，如王公宰相无有言者，督抚大吏无有言者，甚而至于往来诸臣亦无有言者。”黎庶昌以一颗赤子之心，于农历九月初写成六千言的《上穆宗毅皇帝书》，在上书中，他陈述了若干兴利除弊的建议，引起朝廷统治者的重视。九月十日奉上谕，令都察院传黎庶昌，将所应陈事件条分缕悉。详细具呈。九月中旬，黎庶昌又呈《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他从二十五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见解。这两个上书，俗称两个万言书。十月初八日，同治皇帝降旨，决定把唯一应诏陈言的黎庶昌特优擢拔。上谕写到：“黎庶昌以边省诸生摅悃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方今延揽人才，如恐不及。黎庶昌著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黎庶昌得到此消息后，要上疏感谢皇上，十月中旬，他上奏章恳辞官职，愿“以诸生受诏，布衣从戎，效命行间，藉资选就。”当时亦有官员对两次乡试落第的黎庶昌加恩擢用很不满。陕西道监察御史吕序程上奏说：“臣详阅各条，率多摭拾史书，议更定制，似未免生今反古之弊。”“今该员是否才认博洽，抑或胶固不通；即其恳辞官职，是否自安恬退，亦或貌似谦恭，巧占地步，学术心术，均未深知”。吕序程认为，黎庶昌《上皇帝书》，大多是从史书中抄来的，而恳辞官职，是在找退路，黎是否有真才实学，谁也不知道。他建议：“可否饬下曾国藩，俟该员到营时，留心察看。如果实有真才，自应随时保举；如或迂疏寡效，持才妄作，亦据实甄别。”吕较为奸滑。他的建议既没有违背朝廷“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谕旨，而又要曾国藩“悉心察看”。朝廷采纳了吕的建议，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降旨曾国藩对黎庶昌“悉心察看”。这样黎庶昌带着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的心情，于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到达安庆府曾国藩大营，接受曾国藩的“考核”。
　　岳鹿书社1994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30卷，载有曾国藩日记、书信等内容。其中日记有3卷，占全集的十分之一，曾国藩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黎庶昌的名字是在同治二年四月初一。仅隔黎庶昌到其大营十一天，该天日记写到：“阅黎庶昌所陈时务策”。日记并未提到与黎庶昌会见。可见这以前曾国藩未曾读过黎的《上皇帝书》。当天才找来一阅。到了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中有了与黎庶昌会见并与之谈话的记载，这已经是隔黎庶昌到大营半年，该天日记记载说：“黎莼斋来，与之言立志与帅气。器以养志之道。”这第一次谈话，曾国藩就以思想开导黎庶昌怎样去立志。曾国藩引用的这句话，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原文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黎庶昌从小就志趣远大。曾国藩以其意告诉黎庶昌，意志是意气感情的主帅；意气感情是充满体内的力量，一个人的度量，对培养意志有很大的作用。曾国藩日记的特点是像记流水帐一样，记录每天生活细节，会客、下棋、看书、来往信函、行踪等作简要记录，日记不发挥，不针对人物、事件作评语，读起来较枯燥。但日记仍有许多资料提供后人研究，因此日记中在头一次会见黎庶昌时就谈自己观点的在其日记中还不多。但是黎庶昌到安庆府曾国藩的大营，作为曾国藩的幕僚，最初并没有引起曾国藩的注意，曾国藩只是派他去稽查保甲，直到曾从莫友芝处得知黎庶昌是莫的亲戚，莫友芝小妹是黎的夫人，黎又是郑珍的学生，以后才对黎格外关心。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前面提到的曾与黎第一次见面后一个月另六天，莫友芝与黎庶昌一起到了曾国藩在安庆的府第。该天曾国藩的日记记载：“中饭后，莫子倔、黎庶昌来一谈。……夜题莫子偲所作《唐写本说文笺异》之检。”无疑这一次谈话后，加深了对黎庶昌良好的印象。这以后曾国藩将他纳居门下，传授古文义法。在同治四年的曾国藩日记中。就记载了好几次与黎庶昌谈“文”的事。如同治四年七月十二日日记记载：“阅本日文件，围棋二局，见客二次，与黎庶昌等谈文”。这一天是慈安皇太后的万寿期，曾国藩在安庆设立拜牌，为慈安拜寿，看来他的心情很好。同治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又记：“(中饭后)与黎莼斋谈文”。隔一个星期后，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又记：“(中饭后)批黎莼斋等文二首。”黎庶昌师从曾国藩，对他的文论和文风都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评论黎氏文章说：“莼斋生长边陲，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可成一家之言。”(见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
　　《曾国藩全集》日记中，从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到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共有四十三则，陆续记载了与黎庶昌有关的简录。分析曾国藩日记中有关涉及到黎庶昌的内容(日记记载其内容非常简略)，有几点值得思考：一是黎庶昌到曾国藩处不是礼节性的拜访，又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主要是师生情，执弟子礼，是“听道”。除前面提到几则日记曾国藩与黎庶昌论文、批改文章外，日记中有二十余处记录黎庶昌到曾国藩处是“久坐”。如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记载：“己刻，陈心泉、黎莼斋来，坐颇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载：“酉刻，黎莼斋来久坐。”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载：“申刻，与黎莼斋久坐”等。曾国藩是处理军国大事的忙人，不可能同一般人那样用宝贵时间去与客人吹壳子，他抽出那么多的时间与黎庶昌“久坐”，说明作为师生一面谈文论艺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关系密切、志趣相同，谈话投机，时间不觉很快过去。二、曾国藩那怕很厌倦、夜深、病中也常接待黎庶昌。如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记载：“夜阅《石经·周易略例》，二更后温韩诗，黎莼斋来久谈。三点睡，甚能成寐。”又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载：“与莼斋久谈……今年出汗太多，精神委顿之至”。又同治六年九月十四日载：“(早饭后)蒋莼卿、黎莼斋谈均久。倦甚、气若不能属者，因不复治事。”又同治七年五月初六日：“傍夕，与莼斋久谈……而神气疲困，不复治事。”可见那怕曾国藩身体欠佳，精神不好，也要与黎“久谈”。三，黎庶昌丁忧返遵义，曾国藩资助银百两，曾国藩日记中只记载黎奔丧，而只字未提眼钱事。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日记中，记载黎庶昌丁忧一事说：“己刻与幕府一谈，黎莼斋丁嫡母艰，将奔丧于黔，殊不易易。”日记仅记到此为上。说明曾国藩的为人以及对黎庶昌的情谊，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黎庶昌来到曾国藩幕府以后，其学识和才能逐渐为曾国藩从了解到信任；同时在曾国藩的关怀和栽培下已逐渐成长为清廷官吏阶层中一个人才。同治七年七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十一月曾国藩将赴任。此时，黎到曾国藩大营府已五年半了，曾国藩已“悉心察看”了五年多。根据五年多来按朝廷旨令“据实甄核”，对朝廷、对黎庶昌都必须有个交待，于是曾国藩向朝廷再一次举荐了黎庶昌，这已经是第四次举荐黎庶昌了。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查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六年，未尝去臣左右，北正以后，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察看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布。臣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密保一次，又于续保克复金陵水陆等军、暨铭传军攻克黄陂寨内明保两次。奏请以直隶知州留于江苏，遇缺即补。均经奉旨允准在案。今臣交御篆在即，该员系特旨差委人员，既无经手事件，不必随臣前赴直隶，亦无须补行引见，应即归于江苏听候补用。除该员服阕，由新任督臣马新贻咨部起复外，理合附片具陈。”黎庶昌丁忧满后，同治九年，终于得到了署理吴江知县，作了县官，走上了仕途，这年他已三十四岁。
　　黎庶昌来到曾国藩大营，作曾国藩幕僚，是黎庶昌人生中重大成才阶段，可以说没有曾国藩的培养，提携，不可能有以后的黎庶昌，他在曾国藩幕府，至少在两个方面对黎庶昌有重大影响：一是他向曾国藩求教文论，成为曾国藩的四大第子之一。对黎庶昌后来在中国上的贡献有直接关系；二是在曾国藩幕府，他结识了郭嵩焘，郭以后推荐他作三国参赞，不久出使日本，使黎庶昌成了中国较早的外交家。如果说《上皇帝书》是黎庶昌走上仕途的一次机遇。那么黎庶昌到曾国藩幕府作幕僚，曾国藩关怀、提携，则是黎庶昌整个人生的重大转折。
　　黎庶昌于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离开曾国藩幕府，同治九年夏才署吴江知县，中间一段时间又应江苏巡抚丁日昌之聘人幕治事。而曾国藩于同治七年七月被任命直隶总督，十一月赴京，同治九年又调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病死。曾国藩离开江南又回江南至病死为止的五年中，黎庶昌与曾国藩既有书信往还，又有直接到曾国藩府第拜访求教。曾国藩日记中，同治八年就记载了与黎庶昌四次谈话“甚久“的文字，同治十年五次黎拜访曾国藩与之谈话的文字。当然这段时间书信也是他们相互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黎请曾国藩为其解决工作，曾国藩在给黎庶昌的书信中，仍对其做学问、仕途给以极大的关怀。
　　《曾国藩全集》书信部分有10卷，占全集的三分之一。现能检索到的曾国藩给黎庶昌的信：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同治十年六月初五日、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等四封，信的数量不多，但内容很重要。书信不多的原因，一是曾、黎两人分开的时间短；二是曾国藩返回任两江总督后，曾、黎见面的时间多。从曾国藩写给黎的几封信，可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做学问、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要求移动做官地方、为人处世等方面仍给以极大关心，花了不少精力。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曾国藩给黎庶昌写的信，告诫黎庶昌做学问贵在日积月累，不要贪功求快。该信说：“正封函间，又接二月十六日手书，汲汲以修名不立，志事无成为惧，有屈正平、陶士行之风。良堪敬仰。至以建树无闻，遽用皇皇，则殊太早，计三十三岁甫及壮年，古来如颜子立德，周郎立功，贾生立言，均在少壮。然千古有几人?其余贤哲代兴，树立宏大，大抵皆在四十以后耳，以仲尼之圣而不惑，亦待四十。今来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疑，似闻道更思早于鲁叟，斯可谓大惑也。‘三史’、《通鉴》次第卒业，识学之大基已立，若能精进不解，博览而守约，资深而居安，终有酒然自得，涣然冰释之日，殆非他人所能共喻”。
　　同治八年，黎庶昌才33岁，该信对黎庶昌治学急于求成的想法进行了劝勉，以四十岁才达到不惑的境界，劝诫黎应昌做学问不要急。信中肯定了黎在史学、方面已有相当不错的根基，只要持之以恒，就不愁建不了功，成不了业。
　　黎庶昌当得知朝廷拟派李鸿章到贵州直接指挥镇压农民起义时(后陕西军情更急，朝廷转派李到陕而未到黔)，作为贵州人，黎庶昌想跟随李鸿章到黔，参加军事行动，在从军和从仕的问题上，黎庶昌想从军，但还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恩师曾国藩。曾国藩则明确反对黎庶昌从军。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曾国藩写给黎的信说：“去腊接一函尚未奉复，顷又接到手书，以从军，从仕两策见询，此等进止，皆须自定，非师友所能代谋，但就阁下现处情形，上有垂白之亲，下无襁褓之子，家徒四壁，侨居异乡，自应以禄仕为上策。李相前奉入黔之命，阁下从之南征，尚系还归故里。今又改办陕事，阁下留眷累于南方。而匹马从戎，揆之情理。必多不惬，鄙人量移畿辅，不欲强令相从，正为此也。尊意久抱郁郁，思以兵事自试，故谓从军为志士策名之会，毕生远大之图。其实兵事之成否，亦皆时会之适然。……李相西征，部下宿将当多，必不能舍其屡立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仗策相从，计其所处，阁下者亦不过幕府宾僚之任、文移书记之事耳。尊意当亦无乐乎此。然则从军一念近于下策，绝意不为可也。”曾国藩很明确告诉所黎庶昌，黎在这个时候想随从李鸿章去陕参加军事行动是下策，而且去了亦得不到重用。主张黎庶昌“从仕”。曾国藩的这一见解是很正确的。至于黎的生活困难，曾国藩正在努力为他谋一官职。在该信中就向黎说：“敝处前至马毂帅一函，论荐阁下，后致丁雨帅信又已及计，阁下在江南稍俟一两月，当不难得一地方。阁下与敝处相知甚深，远近周知。即令此后累商荐马、丁二帅，亦当不厌繁复。若荐之江南不效，即荐之陕西，亦岂果有济乎!”
　　对于为黎庶昌谋一官职，曾国藩费尽心力，以他当时的权势本应很快解决，曾国藩除向朝廷多次举荐外，但具体人事安排还是靠地方，因此曾国藩只能用他的影响，向直接办理黎庶昌属地的江苏巡抚写信，以求解决。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曾又写信给巡抚丁日昌，信中说：“莼斋去年回省稍迟，实由自误，夏间能随宜位置。该员早得一官，藉资事蓄，俾不至以饥困累其心，决可作一循吏。”曾国藩希望丁日昌能在夏天解决黎庶昌作知县一职的安排问题，以便解决全家的生活。果然到夏天，同治九年六月初一日，就见曾国藩复信给丁日昌，说到“莼斋已委吴江”。黎庶昌到吴江后，政绩方面不为说不上有所作为，而且遇到了历年积欠漕尾钱粮的问题，黎心很不安，写信告诉曾国藩，希望能调动一下地方。曾国藩于同治十年六月初五日，复信给黎庶昌说：“承示吴江政烦俗敝，盗贼纵横，钱漕尾数欠征至五千余石之多，挪垫公款无从弥缝，用是不胜其郁郁，亟思去而之它。此层苦衷，敝处亦略知之。……阁下天性肫挚，志趣远大，而于涉世应事似当操之过蹙。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励中来，艰巨杂役，磨励也，米盐繁琐，亦磨励也。吴江征收之难，风俗之悍，皆为大府所深悉而曲原，无事忧谗畏饥，尚希振作精神，遇有烦难之事，耐劳耐苦，徐听事机之转，则所在皆坦途矣。高明以谓如何!”信中曾国藩耐心开导黎庶昌关于吴江漕尾欠粮事的确是一件大事，不应该“亟思去，”希望他想法“徐图弥缝”。还他要注意个人修养，虽然你天性纯厚真挚，志趣又远大，但对于经历应付世事还操之过急；遇到困难的事情，要等待时机。曾国藩一方面做黎庶昌安心在吴江的工作，同时又积极地为他的调动出力。同治十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江苏巡抚张之万(原巡抚丁日昌丁忧回籍)，请张之万帮忙。曾国藩给张之万的信说：“黎牧庶昌抚字心劳，催科政拙，诚如明论。闻其钱漕尾数欠征至五千余石之多，挪垫公款无从弥缝，前与敏斋及子范商及，俱谓苟无他缺可补，又不如先署吴江之稍愈。今尊意许其量移一席，俾无负累，原泽尤为优屋。”张之万同意把黎庶昌调离吴江。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给张之万的信说：“黎牧交卸吴江，亏累甚巨。阁下护惜良吏，许为另筹位置，或可稍为挹注。若得脱然无累，尽心民事，则其政绩必有可观。”同时曾国藩又做黎庶昌的思想工作，要他在工作未调动前要有耐心。同治十年八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黎庶昌说：“承示交卸吴江署任公私亏累至七千余缗之多，亟思另图生计以为日前事畜之资。尊况艰窘，仆所稔闻，每于致中丞中书言之。中丞亦深器阁下，许为另筹位置，意甚拳拳，似将来设法必可弥缝凤累。但望少安勿躁，以待事机之转移，慎勿操之过蹙，便觉度日如年，徒损襟怀，而于事仍无济。如能守一‘耐’字诀，久之自履亨衢，必不坐视阁下先登债台，竟不一援手也。”曾国藩明确告之黎庶昌对于他的一切困难，不会坐视不管。曾对黎的情谊在当时的官场是少有的。在曾国藩的直接关怀下，冬天，黎庶昌果然从吴江调署青浦知县。
　　黎庶昌署青浦县不到半年，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曾国藩的逝世，对黎庶昌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黎失去了一位了解、关怀他的恩师、权臣，不过黎庶昌可以告慰的是他在曾国藩的关怀下，已经成熟地步入了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