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文化框架下人的身份及自我确认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全球；身份；自我；东方主义；西方主义
　　
　　【论文摘要】：文章从学入手分析传统的观念造成的宋丽玲的双重身份和两种伦理模式，以及伽利玛西方男权在全球的扩展。在新的文化交流的形势下，固守传统的男权政治的伽利玛选择自杀地必然归宿，而在双重身份和两种伦理模式中生存的宋丽玲最终会觉醒，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构建新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以此评判东方人和西方人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进行自我定位。

　　1. 引言
　　
　　 华裔作家黄大卫（David Henry Hwuang）的戏剧《蝴蝶君》，1986 出版后，于1988年在美国首次上演便一举成功。 获得百老汇多项大奖。 1989年在伦敦公演后，一周内所有票房记录。《蝴蝶君》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它带给西方人一个全新的观念。迫使西方人不得不重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在全球文化框架内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
　　 黄大卫的戏剧《蝴蝶君》是对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男女主角的重新解读。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是传统的殖民地体制遗传下来的陈旧的思想认识。温柔美丽，心地善良的蝴蝶小姐，不知预先设下的骗局，嫁给了平克顿。平克顿后来抛弃了蝴蝶小姐回到美国。不知情的蝴蝶小姐拒绝了山鸟公爵的求婚，傻傻地等了三年，生育和抚养了平克顿先生的儿子。最终等来的只是来接小孩的平克顿夫人。为了孩子的前途，她把孩子交给平克顿夫人后，自己剖腹自杀。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蝴蝶小姐断送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大卫的戏剧《蝴蝶君》中，男扮女装的花旦宋丽玲在德国领事科宁的家中演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时，在场观看的伽利玛便认为宋丽玲是他脑海中的蝴蝶夫人。不由得深深的爱上了她。伽利玛通过与宋丽玲的接触，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伽利玛家中的老婆赫尔佳是澳大利亚某大使的女儿，比他年长，从小在澳大利亚与袋鼠和罪犯为伍。她与伽利玛结婚八年从未生过孩子。伽利玛与宋丽玲的相处令他地位得到了提升。伽利玛的精神和地位获得了双丰收。他与宋丽玲在京相处了六年随后又在巴黎的十五年中，伽利玛已经暗暗感到宋丽玲的性别问题。但是他已经依恋于宋丽玲扮演的蝴蝶夫人的角色，难以否定他脑海里制造的蝴蝶夫人形象与现实不同。伽利玛因涉嫌泄密罪被捕入狱。宋丽玲在法庭上作证。宋丽玲男扮女装的真相大白之后，他的蝴蝶夫人的美好形象破灭了。他陷入了绝望和迷茫之中，最后选择了蝴蝶夫人的结局，剖腹自杀了。
　　
　　2. 社会伦理分析
　　
　　 伽利玛之所以选择脑海中的幻想的形象，而拒绝承认现实，是因为他的脑海中的形象是经过社会行为规范过滤，带有本特征的形象。人出生伊始就被所处的决定了。譬如母语是什么。他的家族和他本人的身份地位等等。 中国有句俗话：人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他同周围的人一样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固化脑海中作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从未怀疑这些标准是谁制定的，是否合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一旦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判断准则，良知就会受到谴责。这种谴责并非一开始就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于内心，是自我对自己评价，判断。并相信这种判断就是社会对自己的判断。当判断的结果与现实不相符时，就会迷茫，产生痛苦。否认现实，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但能带来快乐。人的本我是趋乐避苦的。伽利玛宁愿选择死，与梦中的蝴蝶夫人相见。"真理需要牺牲，我的错误单纯绝对……光荣地死胜过无颜地活，我才是那个蝴蝶夫人"。
　　 许多悲剧都是以这种趋乐避苦的方式结束，宁愿选择了快乐的死亡，不愿面对内心痛苦的争扎。伽利玛也不例外。伽利玛从以马克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观点中建立了他对东方蝴蝶夫人的印象－－温柔美丽，心地善良，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断送自己年轻的生命。临死前，为了孩子的前途，答应将孩子交给自己的情敌，表现出人间最伟大的母爱。而平克顿那种花花公子不负责任的形象，在马克身上重现。平克顿的行为在西方社会，不仅不会受到批评，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殖义者开拓殖民地的形象。在西方社会看来殖民地就是一块块的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着这些勇敢的西方殖民者去开垦。按照殖民者的原则去制定社会规范，强加给殖民地的民众身上。东方的民众只有向女人一样逆来顺受。被强加了西方殖民者的伦理道德观后，东方的民众便不再只按照东方的各自的民族风俗习惯判断自己的行为了。他们就像女人一样必须依附充满征服欲望的西方社会。 他们还按照西方的道德标准评判。东方人具备了的双重伦理观念，东方的伦理观念和西方殖民者灌输的西方伦理观念。宋丽玲不仅具有双重身份，而且具备双重伦理观念。
　　 而伽利玛眼中的东方蝴蝶夫人的形象，就是原始的为开发的处女地民众的纯朴形象。她以自己民族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标准对待不守信用的殖民者。这种单纯的殖民地女孩形象不仅未获得西方人的同情，而且被认为是东方民族的美德。就像对待蝴蝶那样，因为爱她，所以把她钉在标本上。西方人喜爱蝴蝶夫人自杀的结局，"不仅仅是普契尼喜欢蝴蝶夫人为残忍薄情的平克顿自杀的结局，整个剧院的人们都愿意看到这个结局，这是人们最想见到的"。
　　 西方人自己以殖民者身份自居，把自己的一套观念强加到殖民地民众身上。自古以来就是以男人的标准建立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统治。这就是阳具的象征，权力的象征。西方比东方早进入化时代，凭借坚船厉炮，强行打开东方诸国的国门，毁坏古老的文明，强奸东方民众的思想。以显示他们阳具之大。 他们希望东方人说他们像充满阳刚之气和征服欲望的男人，希望东方人说自己是女人，必须依赖西方人，就像女人依赖男人那样。可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诋毁了男人维护的道德观念，动摇了社会的男权社会制度。女人不再是被动的角色了，积极主动的自已应该享有的权力，要求改革现有的男权统治下的道德观念。剧中的伊莎贝拉的狂野行为表明了女性的解放。代表传统男权统治的伽利玛，显然无法接受西方女性的挑战。企图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但在西方社会无法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传统男性的地位。于是将目标转向东方。企图在东方被殖民者的身上找回自己地位。维护西方摇摇欲坠的男权社会的统治地位。于是宋丽玲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脑海中企盼的形象。于是不加分辨地与这位意想中的蝴蝶夫人交往。这种名实不符的交往不仅让他的自尊得到满足，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得到维持，而且他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宋丽玲扮演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女人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出现在伽利玛的眼前。另一方面他有以男人的身份呈现于中国社会和巴黎的法庭。同时自幼习得了东方和西方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他的双重身份和他的东西方伦理的双重标准似使得他完全驾驭了一直固守传统观念的伽利玛。宋丽玲的双重身份和两种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他那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促使他自我反省。最后终于在西方法庭上站起来表现自己的真面目。向西方社会宣布自己应被承认的真实身份。这就是东方人的觉醒。同女权主义者一同站起来挑战西方人所维持的男权社会。
　　 正如殖民时期的蝴蝶夫人一样，以凄美的结局来维护其人格的尊严，而不去质询伦理道德的根源，挑战殖民时期的东方传统伦理观念。伽利玛在女权主义兴起之时，在新旧世界格局更替伊始，企图维护其传统的男权和殖民统治格局。在中国留学的女留学生瑞尼对伽利玛说: "我认为我们发动战争是因为我们都穿了衣服。因为没有人知道－－男人之间――谁的…阳具最大。倘若我是个男人，拥有一个小阳具，我就会造一幢大别墅，或者占一方广阔的土地，或者写一本长篇论著，这样别人就会不知道了。对吗？可是，你瞧，这些目的总是难以如愿，问题就出来了。我是说，你们就通过征服其他国家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你们仍然穿着衣服，没有什么办法去证明谁的大，谁的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整个社会已被一帮阳具非常小的人们统治着。"
　　 伽利玛对女权主义之恐惧心态，不仅表现在他与他的夫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而且表现在于封面女郎的对话中。见到象男人一样强大的女人，就表现出性无能。并拒绝去就医。转向东方的弱小者。然而东方人不会一直是个弱小者形象，已经开始转变这种惯性的思想观念了。在越南战争中东方人已经开始挑战美国的传统男权政治了。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男权地位，但又拒绝承认自己的由来已久的男权统治。这种心态是伽利玛原型的再现。
　　
　　3. 全球框架下的重新确认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的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格局已不可避免。就像宋丽玲和伽利玛两人的依赖关系。但是两人之间的地位已不再是传统的男权统治。宋丽玲不是女人，即使他曾经被认为是女人，并完美地表现成女人。东方的人民和第三世界的人民终究会像宋丽玲那样站起来表明自己的真是身份。在双重身份和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的架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怀疑和否认原有的由男权政治决定的伦理观念的坐标系。重新探索公平合理的真正的社会伦理体制。泰勒曾说过美国的民主不是全民的民主，民主政策制定者的对象是主流的美国人－-美国白种男人。美国少数和女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享有同等的民主。世界的格局也是如此，弱势民族应该像宋丽玲那样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全球框架内制定的公平合理的新伦理道德坐标系，重新进行自我定位。
　　
　　参考文献
　　 [1]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M]. New York: Penguin, 1989.
　　 [2] 普契尼. 《蝴蝶夫人》[M]. 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2005.
　　 [3] Janet V. Haedicke, David Henry Hwang's M. Butterfly: The Eye on the Wing [J]. 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 1992.
　　 [4] Taylor, Charles.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1[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Taylor, Charles. "Language and Human Nature" In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1.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Taylor, Charle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M]. Cambridge,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