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业化时期西欧乡村社会变迁的启示

晴格格

   论文关 键 词 原化 乡村变迁 启示

   论文内容摘要 原工业化理论一度热议，尽管其解释的对象和适用的范围倍受质疑，但其关于原工业化时期西欧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工业的发展、阶层结构的变动、生活的变化——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今天解释和解决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困境有多重启示。
　　
　　原工业化是美国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69年在《18世纪兰德的工业化和压力》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当时的原工业化主要是指“一种制造业活动的扩张”。1971年他撰写《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一文，为原工业化的概念作了修正与界定：原工业化的标志不仅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大量迅速增长，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其后，许多学者借助细致的田野，对此概念和所涉及的领域进行了长时段的深入研究，为我们分析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提供了新鲜的素材和独特的视阈。虽然有不少反对者对此界定所解释的对象和所适用的范围提出了明确质疑，但是姑且抛开这些质疑，如果悉心研究这些讨论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所涉及的原工业化时期西欧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对思考我国今天的乡村社会建设具有多重启示。
　　
　　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在1982年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八届史大会上，门德尔斯作为原工业化议题的召集人，代表做了主题报告。他归纳了原工业化的三个特点：一是，与老式手工业不同，原工业不是为了地方或地区，而是为地区外的出口市场而生产。二是，原工业化最有意义的方面是为村民提供了雇用机会。三是，乡村工业与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进行。［1］这三个特点提示我们，至少需要关注我国乡村社会建设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商品化的不断成熟。
　　门德尔斯在《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一文的第一部分，曾花很多篇幅讨论原工业化与工业化的联系，其中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联系就是乡村工业的发展最终由于生产的需要导致了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所设计的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首先，乡村工业的发展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农民就业机会和收入相应增加，劳动力价格随之上升，当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商人就会扩大经营地区，其结果则是有更多的农民卷入原工业化。接下来，出于监管的困难，增加，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被广为提倡，以便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商人会继续选择追加资本，投入到更多的生产之中，这样在原工业化中逐渐积累起的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可以应用到日后的现代工业中。最终，由于现代工业的日益发展，从事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开始集聚化发展，农业商品化随之日益发达，乡村社会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2］
　　反观我们今天乡村社会的发展：由于耕地的急剧减少，农业天然的具有一定忙闲相间的生产周期并受制于自然气候，农民农业收入水平长期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乡村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相对滞后等等，大量过剩的乡村劳动力逐年沉淀并积压。当生活的困窘与富余劳动所引致的失业共同出现时，乡村社会的发展出路问题便倍受关注。事实上，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便拉开帷幕，在30年代还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即认为相对于城市工业和传统农业，中国应该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当时主张该理论的著名家郑林庄先生一直强调，挽救国家的经济危机乃在失业与无业问题的解决；乡村工业因而长期被定位为在农闲时用来解决农民生计困难的副业。而建国后近30年，由于我国实行了一套城乡隔离的政策，一方面使得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另一方面加剧了城乡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使得乡村的发展乃至城市的发展陷于尴尬之境。
　　面对如此窘境，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两套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方略，大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便是其一。梳理我国乡镇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其尽管与西欧原工业化时期乡村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区别，但在性质上都注重以跨地区或跨国界的市场为导向，强调以工补农。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我们却发现，由于我国过度强调乡镇企业以工辅农、以乡辅城的“辅”的角色定位，乡镇企业长期分散而形成不了规模、技术含量不够、管理流程混乱、人才吸引无力、资金供给疲软、破环严重、发展后劲不足。尽管一部分富余劳动力确实被转移了进去，在物质生活上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发展本身并不可持续，也无助于集镇的形成和繁荣，更无助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集约化发展乡镇企业，使之真正为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搭桥铺路，亟待全盘思考和重新规划。农民工浪潮紧随其后。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壁垒被打破以后，大量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既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的基础建设和后续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民收入极大不足、农闲时间无事可做的状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惊叹于乡村社会中青年队伍出现的“真空”，经常有媒体报道某某乡村出现了白发老人和学语幼童无人照顾、众多耕地遭遇抛荒的现象。当这种以赚取体力钱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打工行为集体发生、规模空前时，我们会发现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难以发生，农民的文化素质难以提高，农业的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滞缓，乡村社会的生活呈现出某种惨淡。因此，如何能够在有效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有力推动或者退一步说不影响乡村社会自身的建设，相当关键。
　　原工业化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论调是工业化的发生以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为前提。然而，我们并没有出现原工业化所描述的西欧城市商业资本大量注入到乡村社会的情况，我国的乡村社会建设客观上正陷于某种无序与混乱，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面效应极大地牵制着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因此，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平台，有效地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亟待扎实的研究。
　　乡村阶层结构和生活的嬗变
　　
　　原化理论的一个推动者德者克里特，特别看重原工业化在整个人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早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封建社会发生的分化。它开始于中世纪兴盛期，当关系渗入乡村，乡村居民发生分化，这“决定着原工业化的起源”。这是因为，城乡分工虽然一度是工业增长的发动机，但后来工业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碰到了障碍，商人就要通过把工业生产转往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时乡村的分化和两极化过程中就创造出一个很容易被商人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戴维·莱文则认为，原工业化及与之相关的爆炸只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使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即破坏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土地所有模式，使许多人失去土地而不得不为工资而工作。［3］陈钦庄也肯定，原工业化理论有利于解决商业资本主义如何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化的问题，他提醒我们关注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家庭工业的企业主，即自身原来是手工业者或乡村中间阶层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4］
　　循着该理论，今天我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着实值得关注。如果据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观察乡村社会居民之间的分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归结为“三加一”模式。具体而言，在发展乡村农副业或乡村工业中率先致富的那部分农民，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成为了者、老板；在政府体系中谋得一官半职的那部分农民，由于坐拥有形的或无形的官方的关系资源，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成为了父母官、领导；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个人能力出类拔萃、家族长期美誉而维续较高声望的那部分农民，其身份角色较之一般的邻里乡亲依然是贤能之士、长老。长期以来，有钱人和有权人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层，但多年担当这种治理核心的有贤人却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或举家迁徙或不断淡出，加之失地农民的大增，农民工浪潮下乡村社会多剩下老幼一族，一旦发生比较极端的事件，乡村社会的治理必然陷入混乱。因此，如何尽快培育一个乡村社会的中坚阶层，使之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中，维持乡村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十分必要；而培育的举措，到底是扶持三种力量，是平衡三种力量，抑或动员第四种力量，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原工业化与家庭、平民文化之间的结构和功能性联系，20世纪初恰亚诺夫在《农民理论》一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乡村家庭经济特殊的经济的核心不是由过剩的货币积累或以纯利润为目的所支配的，而是为达到一种“劳动——消费平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的经营以取得净利润为准则，但劳动家庭经济单位却有着特殊的经济活动与获利概念，即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即使偶尔使用雇工，也不是为赚取利润。恰亚诺夫这样进一步来解释“劳动——消费均衡”：对于家庭的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需求的消费意义及获得它所花费的劳动辛苦程度两个角度去认识。随着产量增加，对其消费意义的主观评价降低而劳动辛苦评价增高，但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没有达到，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继续劳动就是有利的，哪怕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亏损为代价。［5］
　　这种“劳动——消费平衡”并不仅仅产生于家庭成员的主观意愿，它是由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而且反作用于整个乡村社会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家庭结构和平民文化的影响。首先，没有奴仆的核心家庭成为乡村工业家庭的主要类型，最大利用家庭劳动力的压力要求早婚，通过大量生育子女来提高家庭的生产能力；也因此，这样家庭的生存力常常超过了临界的贫穷状态。同时，乡村手工业者的家庭也是“平民文化”的中心点。当经济条件有利时，生产者开始以一种传统的仪式度过空闲时间，在这种仪式中“平民文化”得到极大的彰显。货币收入的提高和降低工作量的趋势为的再生增加动力，假日、市集和节日充斥着娱乐、纵欲和交际，跳舞、九柱戏、斗鸡和朗诵会等等活动应接不暇。而当生产条件变坏和工作恶化时，咖啡、茶和酒变成了必需的刺激物品。当然，一方面奢侈品消费有助于乡村手工业者发现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它使得乡村手工业者可以不断调整自身与外界（其他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距离，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社会地位的提高。［6］
　　同样，对应我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我们会发现“劳动——消费平衡”公式的应用有所出入，但仍有一定解释力，它提示我们要关注从乡民到市民的转变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文化生活的转变。当前对于乡村社会建设，基本存在两大主要观点：其一是提倡大刀阔斧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使之逐渐变成小城镇、小城市、大城市。其二提倡是尊重乡村社会的自然历史风貌式的发展路径，认为乡村社会的建设离开“乡”就变味了。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对于乡村社会概貌变迁进行的细致考察是最基本的功课。
　　家庭和家族是乡村社会的核心单位，也是农民比较看重的概念。如上所述，尽管乡村社会的人口还在不断膨胀，但是人口并未呈聚集之势，而是相对离散了。今天我们会发现乡村社会的联合家庭变少了，核心家庭空巢化了，农田、家庭手工业由于缺乏劳动力耐心的经营，家庭的生存景况呈现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尽管农民不再像恰亚诺夫所描述的那样不计利润、不计得失。基于这种家庭人口结构，我们会发现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既打下许多城市的印记，又保持了不少乡村的品质。具体而言，在各种传媒的冲击和往返城乡的打工者的影响下，城市的餐饮、居住、服饰等等习惯开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特色的乡规民俗开始变味，趋于商业化；同时，乡村社会一直弥散着几分慵懒与舒坦，搓麻将、打牌成为许多农民闲暇时光的主题，农民的文化观念并未实现与市民的文化观念的真正对接，乡村文化建设的任务还很沉重。因此，我们只有持续关注这些细小的变化，才能更好地设计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1］［2］［3］王加丰． 原工业化：一个被否定但又被长谈不衰的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2(3)
　　［4］陈钦庄． 原工业化理论及其相关争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2（2）
　　［5］［6］蒋帆、陈钦庄． 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的演变． 浙江学刊，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