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古今论析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战胜挑战意识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它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厌世主义，而是充满了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积极有为，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充斥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在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孑L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圆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I3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也有表现

　　战国时期，当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列举出许多有成就的人，旨在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例如，舜就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重用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创造了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阁，忧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则能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还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的理想和志向。他把这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是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忧患意识在古代哲学中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的土壤，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学派的创始者，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思想领域内的表现。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囤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家、军事家们的重视。中国历史一h“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弭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之所在。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18世纪，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