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内在矛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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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美国全球战略必须认真研究其经济战略因素，并以此作为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参照物。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与其政治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安全战略,在目标和方向上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矛盾是一种常态。充分认清其内在矛盾，对于我们把握其规律性，防止单纯以经济的观点看待经济问题，从而做到“知己知彼”，制定恰当的应对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美国，经济战略，内在矛盾

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一系列的内容，总体上说，它由全球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安全战略等要素组成。这些具体战略的优先次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有所不同。例如，在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是为实现其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就会大大上升，成为主导因素。而且这些具体的战略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甚至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战略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出发，美国的跨国公司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确定其全球市场战略，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就难以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全面认识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影响因素，正确把握和充分运用其中的矛盾，对于我们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全球经济战略内在矛盾的表现
第一，美国单极霸权目标与其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大国挑战其霸权地位。而在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主要趋势是全球化不断加速。事实上，政治单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矛盾，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为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时而一致，时而背离。美国对这些大国或区域集团设防，实际上也阻碍了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使美国本身就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同时也破坏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只要美国把它的单极霸权目标放在第一位，其全球经济战略就难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美国在理论上是全球自由市场最大的鼓吹者，但在实践中却是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最大非市场力量。在进入全球反恐战争阶段以来，美国为了安全因素而牺牲市场要素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资金、技术、信息、物流、人员等要素流动的全面监控，必然延长生产周期，降低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率。这些年来，美国对大多数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又拉又打的两手策略，事实上就是在经济、安全、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点。
第二，冷战思维模式及相应的规则机制的存在与其开放的市场体系的矛盾。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冷战时期的规则和机制，使他自身对外经济战略十分保守甚至落后。特别是在技术出口控制领域，所定标准已经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使美国难以获得与其技术优势相称的市场优势。例如，在微电子技术领域，“摩尔定律”早就揭示了集成电路性能成倍增长的“18个月周期”，但是美国对半导体技术控制的标准往往超过5年甚至10年时间。再如，核能源技术的两用性质，使美国“因噎废食”，严格限制这种技术的出口转移，以至于生产核电站成套设备的美国公司几乎关闭。再如，美国担心外国技术人员窃取其核心机密技术和情报，对于外国学者进入自身的研发部门设定了种种限制，这同样也限制了美国获得各国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发明。总之，一旦美国把经济要素和技术要素作为安全要素加以控制，就严重束缚了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事实上，一个开放的体系和一个封闭的冷战思维模式之间，是难以长期共存的。
第三，全球政治及安全战略与跨国公司发展目标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通常来说，他们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利益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市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东道国的利益相结合而本土化了。这种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只是它们的原籍在美国而已。因此，要求其跨国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安全目标和意识标准去约束其市场行为，几乎是做不到的。例如，美国政府曾要求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美国公司业务同中国的人权挂钩，事实上得不到任何美国公司的响应，此计划最终泡汤。又如，美国也考虑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拉美地区以经营美国的西半球后院，但是各种比较优势还是促使美国公司向东亚转移。在贸易制裁过程中，在目标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利益往往与制裁目标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们尽可能地规避制裁对公司经营的限制，实际上使制裁流于形式。1989年到1993年间，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双方的政治关系也跌荡起伏，但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持续的开放政策，促使美国跨国公司“顶风”继续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既使以美国本土市场为主的美国公司，也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参股甚至控股；其中不仅有欧洲、日本的资本，还有大量阿拉伯石油资本。美国打击其竞争对手，实际上也使本国公司受到巨大损失。没有美国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就难以获得长久有力的支撑基础。
第四，国内政治压力与倡导自由贸易的矛盾。美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小布什当选总统后，曾将努力实现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作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条准则之一。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外贸逆差的增加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2004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又使中美贸易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之一。一些人指责中国的出口造成美国失业率增加，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三种纺织品的出口设限，并对中国彩电出口进行了反倾销，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事实上也对美国自身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矛盾背后的斗争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离，来自于这种战略与美国公司利益的悖论，来自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来自于安全战略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场的竞争力之间的难以兼容。而从更深层次讲，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矛盾后，隐藏着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素就难以透彻分析和预见美国的经济政策。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为例来说这一点，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美国经济战略的把握更加充分。
1、选举斗争往往使得对华经济政策成为牺牲品
美国采取“两党制”的政治结构，两党在对华经济战略的态度上并不一致。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较为温和，因此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采取较为合作和开放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对华态度则比较激进，倾向于采取限制性和干预性的对华经济政策。由于两党是交替执政、轮流坐庄，在政权更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对华政策的波动。此外，在两党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对华经济政策往往会成为两党互相指责的借口和拉取选票、获取支持的手段。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克林顿数次抨击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成功的”，是对中国的“过分骄纵”。克林顿上台后，共和党人反过来又指责克林顿对华采取“绥靖政策”。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是因为两党都利用对华政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往往会主要考虑政治利益而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考虑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对华经济政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国会和政府的斗争削弱政府和总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和竞争。总统不能干预国会的工作，国会也不必要听从总统的意见。由于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各自有不同的架构和部门利益以及专业知识和信息掌握的不同，所以处理问题的角度就会有所区别，甚至出现冲突和分歧。相对而言，国会在对华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态度更加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他们通常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认定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二是国会议员比总统更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消极对华舆论氛围的影响；三是国会议员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为了捞取选票而在对华问题上“做秀”，肆意攻击中国。这在那些来自保守反共选区或选区内劳工组织力量强大的国会议员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当政府采取较温和的对华政策时，国会往往会由于各种利益集团对进口冲击的抱怨而无法容忍政府对中国“不公平”的放任，从而通过机构变换、约束授权、人员任命、修改法案、否决提案等方式，削弱总统和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3、政府部门内部的斗争也成为对华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因素
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职能不同，也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造成了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态度也有较大差别。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出自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等决策部门，它们很难对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协调。而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也难以在财政部、美联储、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等经济部门之间取得共识，而且由安全部门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往往与经济部门的工作目标和程序发生矛盾。再如，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倾向于采取较温和的对华经济政策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国际贸易委员会则在反倾销问题上持有较强硬的立场，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鼓吹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实施单边行动。
4、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对华经济政策复杂化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其可行性受到很大折扣，这就可能使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变成一种短视行为，难以构成有效的长期战略。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是真正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反对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力量主要来自非商业利益集团，包括：(1)要求所谓“公平贸易”的组织，主要是劳工组织和小企业组织；(2)人权组织，经常将对华贸易政策和人权问题挂钩，干扰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3)宗教组织，他们常常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生命权利，并且时常涉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4)防止武器扩散组织，他们经常指责中国违反国际协议，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支持增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力量则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主要是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企业组织。其中又分为三类：一是从事对华出口和投资的集团，主要是美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行业中的大企业，如航空业中的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计算机业中的IBM和微软，电信业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汽车业中的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等。二是从中国进口产品或在华投资加工的集团，主要由与日常生活消费品有关的进口企业、零售企业等组成。三是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公司和企业，主要包括美国在港企业，以香港美国商会和美国公民在港协会等组织为代表。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由于受到各种非经济目标以及集团利益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表现为传统经济学所预测的自由开放的政策，而是表现为干预性、限制性的政策。
三、处于美国经济战略矛盾中的中国经济战略分析
当一个目标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依存越紧密，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对该目标国的战略分歧就越深刻，认可和执行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就越不具备。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的依存度越来越紧密，相应地，美国在对中国经济战略中的内部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内部间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必须充分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掌握主动权。
一是要正确认识美国经济战略的内在矛盾的实质。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种战略行为，对此我们并不抱有幻想。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一旦走上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美国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和安全战略的目的就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战略的内在矛盾就是它与全球化的背离，将制约其自身目标的实现。更深入地看问题，美国将为自己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是贸易制裁、汇率压力还是技术壁垒，只要它们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反映，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就必然会反制美国本身。当然，即使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观念，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实验和对话来加以改造和移植。相反，中国将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国的种种经济战略手段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从而为和平崛起开辟更大的空间。
二是必须认真研究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多大的经济约束力。中美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对等的依存关系，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安全上面临的美国威胁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现实告诉我们，美日、美欧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相互间的经济约束力很大，谁都离不开谁，哪一方都不愿失去另一方，而且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中国要想办法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使中国对美国能够形成较强的约束力，把两国经济的融合度和依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两国政治合作与战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在华拥有商业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会努力将中美可能的经济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到不正常经济关系的损害，这样客观上会起到防止美国政府制造两国经济、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
三是结合非经济战略来应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我们不能单纯地用经济眼光看待经济战略，就必须拓展我们的战略手段，结合其它非经济战略共同应对美国战略中的内在矛盾。第一，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第二，加强双边对话和交流，通过沟通、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避免更大的损失。第三，依靠WTO、APEC、IMF等多边制度框架来解决两国经济纠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应当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两国的经济问题，维护自身权益。第四，中国也应该利用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扩大美国国内维护对华关系的利益群体，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抵消来自劳工组织、人权集团、宗教右翼组织、藏独势力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华活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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