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的耳光回响——《围城》的语言艺术浅析

晴格格

　　论文关键字：围城  特色  讽刺  辩证  圆圈结构  

　　论文摘要：本文采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了经典著作《围城》的语言特色，重点解析了以比喻反讽人物内心、映射当时黑暗的现实；以入木三分的描写刻画人物；以辩证的语言结构形成“围城”语言上的独特张力。阅读《围城》时，这些特点的分析将为解读《围城》提供多种可能和富有创见性的途径。

    1947年进入读者视野的《围城》，到了今日， “围城”的读者更多了，语词含义更丰富了，渗透、映射社会风物的机会更多了，对“围城”一词的解读业已百花齐放，变得纷呈异常——在新近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书单上：女人应读的30本书，《围城》赫然在列，由此可窥一斑。

    走进《围城》，初时是被钱先生的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渝丰富联想的独特小说语言，一度读来，只觉既是天生妙语，让人忍俊不禁，又是警示恒言，催人深思。以后，我又多次走进《围城》，并尝试从一个高而远的角度俯瞰它，方觉得《围城》无疑就是一座几近完美的、蕴藏东方智慧的、极具辩证主义的语言艺术大厦。它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而这座大厦的建造者钱钟书亦不愧为“语言大师”。

    本文认为，新世纪新时期的读者，理应从多个角度解读《围城》，即为一己之见增加些含量，亦可为他人做些提供片言只语之能事，还可显示对钱先生的倍加尊敬，学来些他的精华也说不定。

    本文从《围城》的语言艺术角度出发，浅析了《围城》在语言艺术上的诸多特点，在这个纷纭的选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围城》的语言艺术特点表现如下：

　　1.睿智幽默的讽刺手法

    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基调就是讽刺，在他的笔下，社会、人生、、、价值观等都未能逃过他敏锐的观察力。全书语言机智、俏皮、犀利、入木三分，这些都是钱钟书借讽刺手法的本来功能在《围城》里淋漓尽致发挥使然。

    在《围城》，作者完成了对大小人物、社会风物、传统、伦理道德的讽刺，可堪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画卷。作者企图揭示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当时的全部。

　　①.对人物的讽刺

    钱钟书对《围城》里的大多数人物进行了讽刺（唐晓芙这个人物除外），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所见所闻所感对他们作了辛辣而无情的讽刺。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伦理道德的讽刺

    对人物的讽刺背后，是作者对这些人物所处的广阔社会背景的独特透视，其中包括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可以折射人物内心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围城》里，钱先生于此都毫不掩饰地加以了无情的讽刺。

    柏拉图定义无羽毛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为人，而亚里士多德则以拔毛之鸡以驳之。如此倒是琢磨不清柏拉图这样定义人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也不清楚亚里士多德反驳的目的何在，只知人在观照人类自身的时候，就应该“裸体”透视，而不是隔靴搔痒。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就说明钱先生不只是为《围城》里的人物画像，而是要在这些群体像后面增添更广阔的背景，让他们活起来，跑动起来，去到画像中没有的空间，穿山涉水，跨海渡洋，找寻和他们一样特性的人群抑或附体。由此看来，钱先生不纠缠于什么是人，而专注于人是怎样的，相比之下，上面的言语倒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高明不少。

     1938年“围城”里的大小人物几乎集体似的去偏安一隅的三闾大学报了道。方鸿渐还在那里找到了韩学愈，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方遯翁在发现祖宗根底浅薄的时候找到了《易经》《镜花缘》。孙柔嘉在经历平淡得出奇而无味的生活之后，找到了苏文纨，因为她们此时都一样的虚荣势利。

    对于上面例举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出现在《围城》中，绝不是偶然的。发现“集体无意识”的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国民党执政的腐化气息愈显愈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抗争几乎就是绝望，所以方鸿渐买来假文凭忽悠家庭、单位也忽悠了自己，直至陷入人体的沉沦和毁灭。遇到韩学愈并没有让他安心自己的作弊心理，反而加深了他对整个生存环境的怀疑。当方遯翁在故纸堆里吃力地翻检时，那些看似精华实是残渣的经验，在整个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只能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对婚姻有着极为强烈憧憬的孙柔嘉，在搭乘别人让给她的船上漂泊一段时间之后，也只能回到本质的虚荣和女人本能的小心、势利、焦虑、斤斤计较中来，形同陌路地过着。

    在这里，钱先生放大镜般的放大了人物的缺点，观照了“围城”内外的广阔天地，以人物去寻找生活、工作、爱情中和自己同样特质的人为主线，给读者揭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风急剧趋下，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传统伦理道德不相宜的社会真实。这一社会真实的全面爆发，感觉突如其来实则暗藏已久。《围城》既是人物众生相，亦是传统文化、传统价值、传统道德和伦理危机的丧钟，就如文中最后的提到的：“这个时间落伍的机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2.精巧独特的比喻运用

    比喻的运用，是《围城》的一个出采之处，从这一点说，它已超过了很多作品。全书的比喻运用出神入化、自然天成、精辟独到，更好地构筑了《围城》这座具有讽刺功用的艺术大厦，让他始终能循着人们的视线处处闪烁艺术的光辉。

　　①.比喻的广度

  《围城》里的比喻涉及到了、宗教、心理、、文学等众多学科，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喻，展示了围城内外的大小世界。

  《围城》的许多比喻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背景上的，这源于作者钱钟书对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和他个人的才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揣摩，怕是一般人比喻不出来的，它一下涉及到了中外历史现象、中外文化差异、中外宗教仪式，还顺便把西藏活佛讽刺了一把。读者之所以叫好，就是之前自己绝没有想到此处竟会有这样合适的比喻，而这个比喻是自己联想不出的。

    在文中，像这样的比喻非常多，这绝不是钱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才学，在比喻中加入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更形象化的人物造像，还能进行“小百科式”的多角度多方位讽刺。况且，钱先生的比喻不是文化信息的纯粹堆砌，都是量体裁衣后的“贴身”和“舒适”。           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②.对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画

    作者对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从不繁冗拖沓，这些人物有利地衬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给主要人物以足够的刻画和渲染空间。

    作者透过方鸿渐的刻画，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围城》对除方鸿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显人物内心最深藏的本质，在这些人物都想掩饰、深藏自己的过去、缺点时，心理刻画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识破工具。

　　4.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①.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走下“神坛 ”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②.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③.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技巧，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驾驭功底，其人的睿智广博至今仍让人肃然其敬。辩证统一的、圆润严谨的语言艺术结构让整个作品变得无懈可击。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让人深思，能让人顺手摘抄或在公众里稍加发挥，翕然一笑之余，总要感叹“钱氏语言”的奥妙无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语言也不爱情物语。本文并不赞同如今女士们热衷《围城》的理由是能从中发现爱情与婚姻的厚黑学。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理应是多层次的，它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的。

参考文献

[1]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王艾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