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 :跨学科与多维度

晴格格

　赵 : 黄老师 ,您好 ,从到新闻学 ,再到现在的
传播学 ,您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转向 , 以致您的学 术视野比较宽广 , 研究领域涉及新闻理论、新闻思想 史、传播学研究 , 学界中人对您在这几方面的建树都 赞誉有加 ,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转向呢 ?
黄 :就个人体会而言 , 中文转向新闻是比较艰难 的。中文是人文学科 ,历史悠久 ,基础雄厚 ,在我毕业 的上世纪 80年代初 ,正是文学时髦之际 ,不像现在受 大众文化的冲击 , 显得格外凋零 。而且 , 文学作品读 多了之后 ,感觉新闻学枯燥无味 , 再加上原来不了解 新闻学 ,所以转得有点困难。我本人认为从中文转到新闻 ,评报是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说先学会读报纸 ,这 如同赏析文学作品。评析一篇报道或一张报纸 ,看起 来简单 ,实际涉及面相当宽广 ,牵涉新闻理论 、新闻业务和新闻实践等等。通过评报 ,可以迫使自己从其他 学科转到新闻上来 , 尤其是能增加对新闻实践的理 解。另外 , 学术转向也与授课有关 , 我毕业后留校教 新闻 ,自然要熟悉新闻学 ,包括资料和信息 ,这样就逐 步对新闻有了一定的感觉和认识。至于从新闻学转 到传播学 ,这种提法似乎不妥 , 因为新闻学与传播学 之间没有也不存在转向的问题。我之所以能对传播
学有所了解 ,和两次出国经历直接相关 , 一次是到澳 大利亚 , 一次是到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 , 由 于对传播学了解甚少 , 一开始显得有些盲目。到了
1998年去美国 ,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很明白自己打算
看些什么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 是慢慢走进去 的。
赵 :您最初进入新闻学领域时 , 主要研究新闻理 论 ,并在 1995年出版了专著《新闻传播学 》,您能谈谈


在早期新闻理论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并介绍一下当时
的研究情况吗 ?
黄 :改革开放后 , 尤其是 80 年代 , 应该说新闻理 论研究无论是从势头、还是从数量和讨论的问题来
看 ,都成绩斐然 , 澄清了一些含糊不清或者说在“左
倾 ”思潮下被压制和误解的东西 ,并在一些宏观方面 取得了相对一致的认识 ,这是挺了不起的。甘惜分老 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十大争论 , 讲得比较到位 , 讨
论了新闻真实性 , 新闻的起源 、功能、党性、人民性等 许多问题。当时理论和实践的呼应是很不错的 ,新闻 业提出新闻改革 , 要恢复到新闻本身 , 这必然要有理 论上的依据 ,需要对过去的理论观点做出一些澄清或 者纠正。不过 ,其时的新闻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个突出 的问题 ,就是研究者像拓荒一样 , 不断在空间挖掘所 谓的空白 ,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却不多 , 基础性研究 实在太少。一方面对研究现状不满意 ,一方面又感觉 新闻理论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 除非中央有新的政策、 指示和精神 ,才又激起新的研究浪潮 , 可是这仅仅在 为中央某个指示和精神扩大影响而已 ,意义不大。我 对上述状况很不满意 , 曾经写过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 称之为记者式研究 , 呼吁要突破这样的研究框架 , 新 闻学者不能像记者那样 , 整天泛泛于一些热门的话 题。这种情形现在已有所改变 , 但依然存在 , 很多人 仍旧是什么热门就讲什么 , 前两年是经营管理、手机 和博客等新技术网络 , 这两年又是媒介融合等问题 , 基本属于跟风式的研究 ,十篇文章里有八篇无论是观 点还是深度都没有太多的区别。有人认为这与新闻 学紧密联系现实的学科特点有关 。其实 ,这只是他们 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因为任何学科都要联系现
实 ,历史学也是言古必自今 ,没有现实 ,就没有现在的
历史研究 ,可是联系现实不等于把现实中的东西随便 抓一点来描述一通。显然 ,记者式研究主要和研究主 体对学术的理解有关。也有人把上述弊病归结为制度 ,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不尽然 ,有些人现在已
经完全不必追求数量 , 却依然粗制滥造 , 根本原因还
是对学术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 ,我常说“道不同 ,不 相与谋 ”,这不是指学科的不同 ,而是针对学术认同的 差异 ,看有没有共同语言 。如果在学术上没有认同 , 即便同一学科 ,也会形同陌路 ,无法沟通。其次 ,记者
式研究盛行与新闻传播学缺少历史积淀有关 ,尤其和 研究传统的积淀有关。人文学科大多有一个较为明
显的师承关系 ,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成为其基本的学术 延续样式 ,这在潜移默化中可形成一套有规可循的研
究学术路数 。而新闻传播学恰恰没有或者说极少师 承 ,或许这就是新闻传播学迄今没有形成学派的重要
原因 ,为此我主张还是先回到历史 , 建议新闻传播学 不只是要联系现实 , 更应搞清楚学科历史和传承关
系。
就目前来看 ,历史积淀的缺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 尤其是新闻学研究里表现极为明显 ,很多文章少有文 献综述 。相当一部分人自认为在创新 , 前无古人 , 后 不要来者 ,甚至夸大口 ,哗众取宠 ,宣称传统新闻学已 然死亡 ,可是又说不出究竟什么是传统新闻学 , 把用 词激烈当作看问题的深刻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大


在文章中所说 :“新闻理论研究成为浮在水面上的一
层油 ,尽管也不时随风波动 , 而且在阳光照射下也不 时呈现不同的色彩 , 炫人眼目 , 但底子里缺少根基和 厚度 ,始终只是浮在水面上。”无根和没有传统师承 , 使新闻理论如薄薄的一张纸 ,纠正其浅 、浮之病 ,就需
要历史来支撑 , 因为历史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更为深
刻。少了史料的支撑 ,理论研究可能变为完全的逻辑 推理 ,会过于抽象甚至于蹈空 , 具体丰满的过程被简 约化了。举一例子 ,大多数人都清楚新闻事业产生于 社会的需要 ,这种说法应该没有错 ,事实也确实如此 ,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 讨论社会需要时 , 不能只是大概 而论 ,理应分析辨明各类社会因素的作用 , 这样才能 使相关理论阐述有可靠的基础。如果熟悉欧洲史 ,就 可以发现 ,在新闻业产生之前 , 相当多的人从事手抄 书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于是有部分人转为手抄新闻 , 以获利糊口 ,因此手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新 闻事业的刺激因素之一。
至于博士论文 ,刚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确定下 来了 ,主要是想为以后的理论研究打好基础 , 因为从 事理论研究应该对相关理论的历史脉络了然于心 ,这 样才可以知晓在什么地方能有所突破 。当时我有一 个自不量力的雄心 : 第一 , 理清中国新闻思想的历史 轨迹 ;第二 ,基本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线 索 ;第三 , 对于西方传播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如果做到了这三点 , 在理论研究中就可以左右逢源。


众文化 ,是利用策划式 、噱头式的东西来吸引眼球。 谈论任何问题 ,大概就能明白根源和变迁。博士论文


不知道学科历史 , 自以为天下最好 , 会带来更大一个 祸害 ,那就是不断地制造垃圾 , 并且把已经解决和讨 论清楚的问题无端地重新提出来 , 换个新名词 , 天真


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现在看来 ,我对中国新闻思 想史和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传播学已经有所了解 , 但由于精力不够 , 对马恩的新闻理论迟迟没有切进


地以为是新发现 , 其所谓的灵感 , 说白了就是搞乱。 去 ,不能不说有一些缺憾。另外 , 我目前感兴趣的是


虽然这种现象在别的学科同样存在 ,但在新闻学界格 外突出 。整体看来 , 新闻学界好的论著太少 , 缺乏与 其他学科交流的平台 ,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要靠年青一 代。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办的暑期学校 , 潘忠 党、祝建华等教授设立的各种培训班都试图从基础着
手 ,让下一代逐渐走向规范 ,另有不少在香港 、国外各大学取得学位的人陆续回来 ,相信以后会有所变化 。 赵 :您在 90 年代中期曾写过一篇文章 :《还是先 回到历史去 ———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 》, 强调新闻史的重要 , 您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 ,也主要研究中国新闻思潮 , 此后中国新闻史成为 您重要的关注对象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新闻史感兴
趣的呢 ?
黄 :当时写那篇文章主要是表达一种想法 , 认为 新闻理论研究过于单薄 , 经不起人家的评点 , 正如我


新闻史还是理论 , 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 , 还真很难以 说清楚 ,我一向不主张严格区分史论 、新闻学和传播学 ,因为就学术本身而言 ,只有问题 ,没有学科泾渭分 明的必要。
赵 :您在《新闻大学 》2007年第 1 期发表了一篇文 章 :《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 》,对当下新闻史研究 提出了批评 ,今年 4 月您在复旦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 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关于“延安《解放日报 》 改版 ”的论文 ,反响很好。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 两篇文章的写作情况 ,并就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数 谈谈看法 ?
黄 : 《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 》一文讨论的是 报刊史主体问题 ,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 宁树藩 老师在多年前已经提出来过 ,我只是换了一种更容易 理解的说法 , 延续他的思路而已。在我的理解中 , 宁

老师所说的新闻本体其实就是主体问题 ,以什么为中 心的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 ,是因为我觉得新 闻史研究一直以来受政治的影响太大 ,完全遵循了为 政治服务的套路。在任何一个国家 ,报刊与政治之间 的关系都是相当密切 , 报刊总是要与政治扯上关系 , 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 , 这都没有错。但是 , 当我们把 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时 ,就应该有学科独特的出发点和 立足点 ,不能仅仅用来印证党史和政治史的现成结 论。比如 ,思想史 、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对五四新 文化运动都有研究 ,报刊史如果也只是研究陈独秀和
《新青年 》如何除旧立新 ,这等于不需要报刊史 ,因为 没有自身思考的问题和自身的知识体系。观察报刊 , 是不能离开社会、政治和党派 ,但要从报刊自身来看 , 党派和政治对报刊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报刊在为


不同层面透视传播学理论的发展 ,进而发现传播学理 论不是简单的否定过去 ,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 ,拓展新问题。
当下的业界对西方媒介状况是很了解的 ,同时外 在变化也在迫使业界主动寻求自身规律性的东西 ,专 业主义对业界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也不能说这种影响 就是自觉和有意识的。陆晔和潘忠党合写的《成名的 想象 》一文对这方面有所揭示 ,他们认为国内业界的 专业主义是碎片似的 ,会在不同的时刻发挥不同的作
用 ,这是有见地的。
赵 :您对芝加哥学派素有研究 ,并推崇有加 ,能不 能谈一下您的研究心得和体会 ?
黄 :芝加哥学派不只涉及传播学 ,它在根源上与政 治学、社会学都密切相关 ,从整体上评论这一学派 ,似乎


政治服务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才是我们要研究的。 超越我的能力。如果仅从传播学着眼 ,可以说芝加哥学


香港那篇文章即是试图从报刊自身出发 ,研究《解放 日报 》与整风运动 ,不仅从整风的角度来研究报刊 ,更 在于从报刊的角度来看整风对报刊的影响 ,进而对原 有说法提出一些修正 。
此外 ,我觉得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从作用和功能入手 ,来建构报刊的历史脉络 , 这无疑属于功能
主义的研究 。在这种框架内 ,我们只是简单的看到政 治需要如何决定报刊 , 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运动 , 报 刊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 看不到报刊如何产生变化 , 以满足政治和宣传的需要 , 并如何推动政治运动 , 于 是有辛亥革命就有了革命时期的报刊 ,有五四运动就 有五四时期的报刊。按照这样的思路 ,报刊主体将严
重缺失 , 看到的仅是外在和表象 。事实上 , 我们更应 该注重报刊特点及其宣传的变化 , 报刊在为政治、社 会服务过程中自身内在理路的变迁才是问题的关键。 赵 :您的专著《传者图像 :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
消解 》,弥补了中国学界对传者研究的空白 ,您写这本 书的动机是什么呢 ? 您觉得新闻专业主义对国内业
界会有什么影响 ?
黄 :这本书是张国良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的一个部分 ,写作动机自然简单 ,完成课题任务。不过 ,研究 传者是我主动要求的 , 原因在于此前我对把关人、媒 介角色均有过考虑。在写作过程中 ,最大的难度是如 何串联别人的研究 , 后来找到专业主义 , 整个思路方
才打开 。现在回头去看 , 也有不足 , 因为不同理论体 系的研究路径截然相异 , 如把关人理论与框架理论 , 一个是功能主义 , 一个是建构主义或解释主义 , 这些 在书中没有很好地加以梳理 。平心而论 ,这本书在理 解与解读方面是有新意的 , 遵循的是学术史路数 , 从


派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根源之一 ,当然这不是我的创 造 ,美国人自己已经看到这一层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 》 一书中讲得很明白 ,只是他没有分析清楚到底是一种什 么样的根源 ,后来的大众传播学究竟是怎样偏离芝加哥 学派的。我曾经在《新闻与传播研究 》上发表过一篇文 章 ,强调芝加哥学派更多是从关系视野入手 ,在人本和 人文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社会及人的相互关联。芝加 哥学派兴起于美国发生大变动的时期 ,在由传统的血缘 社会进入大众社会时期 ,美国社会变化剧烈 ,他们试图 改变混乱、不平等的现状 ,恢复到过去有规则与秩序、和 谐的理想社会 ,而大众媒介被认为是很好的工具 ,能够 承担把社会不同部分结合起来的任务 ,以维持社会稳 定 ,后来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传播对人的影响和效果 , 而且把这种效果放在广告、宣传、公关等方面 ,两者立足 点还是有差别的。大众传播学兴起后 ,人成为被劝服、 宣传的对象 ,按凯瑞说法是一种控制理论 ,或者说是控 制的传播观和传递观。我们应该多维度地看传播 ,否则 传播产生的渊源、传播与社会的关系都可能被忽略掉 , 传播完全沦为工具性的东西。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 , 我们教授传播学 ,其目的就变成让学生掌握如何控制的 技巧 ,这显然有悖人类社会交流的主旨。当然 ,与芝加 哥学派的立场也是有差异的。所以 ,我了解芝加哥学派 的东西 ,与其说是为理清芝加哥学派与美国大众传播研 究的关系和渊源 ,不如说是想为我们的传播研究找一个 新的立足点 ,消除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制度化后的那些东 西对我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