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腹背受敌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整理国故； 胡适； 传统； 现代； 科学
　　论文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赋予资源以现代意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
　　
　　一、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
　　“整理国故”口号一经提出就被守旧派大做文章，趁机重新打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牌，认为经书里才有文章的正宗，西学乃中学本有，不必舍近求远。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写文言，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因为新文化运动者的“整理国故”就是认可了传统典籍的至高地位。这使得国内一时复古气氛浓烈。1922年4月10日周作人作《思想界的倾向》：“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并预言由此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1]其后他陆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经验》、《复旧倾向之加甚》、《国故与复辟》、《院之不通》等文章，皆攻击上的复古现象。赞同和积极参与“整理国故”的郑振铎也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便等于支持旧派。
　　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5]两千年来经典一直是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性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性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却都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合法性依据。保守阵营与“整理国故”者的区别就在于此。
　　“整理国故”者将传统视为一种学术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胡适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至于把国故学说成是“应时势之需”，那是根本不懂国故学的性质，是古人“通经治平”的幻梦。[6]胡适曾多次撇清“整理国故”与主义的关系，明言“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7]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要救世安民。[8]
　　
　　二、 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
　　复古倾向的加重使新文化阵营中本来就反对“整理国故”的站了出来。陈独秀讥讽胡适妙想天开，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另一些反对者则在认同“‘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9]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意见。鲁迅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10]郭沫若认为做人行事本应“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1]最有力的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不是整理国故的时机，现在最该做的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等改变了国弱民贫的状态“整理国故”再做不迟。吴稚晖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12]茅盾也认为“整理国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13]
　　为复古气焰助燃的现实后果也使支持和参与“整理国故”的新文化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做法。
　　郑振铎1923年写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到1929年1月《且慢谈所谓“国学”》则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认为提倡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会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而“沉醉于”这些“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他甚至说：“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14]曾认为研究国学正当而且应该的何炳松则责问：“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他正式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这一口号。[15]
　　而“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1920年代末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反思了这一运动。他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16]这样的论调，彻底推翻了胡适在1919年《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提倡的“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这一观点。
　　废名也追求一种超指代功能的诗意，如《桥》中“然而到底是他的夜之美还是这个女人美”，语言已无法表达出程小林的真正思想，于是废名便以这种“假象见意”，让读者去揣测程小林的真正所思。
　　用极富张力的词汇描写大自然的美景，将色彩形容词用作动词，在废名的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桥》中写杨柳是“哑着绿”，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古诗词“春风又绿江南岸”，极其传神地表达了大自然的美景。另外，直接把古诗词插入文中，与故事中的情景相映成趣，去表现一种生活，一种意境，这在废名小说文本中也是极其常见的。如《桥》中“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青青河畔草，骆驼大踏步走”；《莫须有先生传》中“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等等。

　　三、多语融合 浑然天成
　　
　　在废名小说文本中，欧化语言、方言、俚语、俗谚，乃至儿歌、戏曲曲词等多种语言纷然呈现，又融合在一起，使其小说文本特别耐看、耐读。
　　在语言的混融方面，废名常常将古语与今语很突兀地镶嵌在一块，以此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意指效果。如《莫须有先生传》中“老太婆简直有点生气，皱起眉来，这一低眉，她把她的莫须有先生端端正正地相了一相，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了……”有时会将雅语与俗语相组接，呈现出一种互文互讽的效果。如“她在家里，饿死事小，得沏一壶茶”。有时也会在对话中使用地道的方言、俚语，而描摹心态，描绘景物时则多用俗语，叙述者讲述故事时既用官话又用地方话，描写时又把方言、官话、甚至典故诗词混杂在一起。这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方言运用“这个太阳把我讨厌死了’，“有场秋语坐在那儿说”，诸如此类的混融语言，在废名小说中比比皆是。
　　有人认为废名写小说是在做诗，刻意求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本人也曾明确地说过：“当时有人笑我十年造‘桥’……其实‘桥’写了一半还不足，‘莫须有先生传’计划很长也忽然搁笔”③，都是由于他过分追求语言的韵味所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隔了一部分读者对其小说的介入与理解。因为一般读者常囿于传统的读法，惯于去寻找小说的故事性，而不是仔细耐心地去玩味、思索、琢磨小说混融的语言，尤其对追求娱乐性的一般读者，要读懂废名的小说的确有一定难度。不仅普通读者，当时一些大作家如周作人也说读懂废名的小说不易。
　　废名的小说文本非常讲究语言的选择与诗意，他自己曾说“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一枝笔简直就拿不动”④。废名又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⑤。因此，废名语言的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一般作家常用语言的一次有意的强有力冲击和反叛，但有时也偏离了常规。所以，对废名小说语言的独特性，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去认识，既认识其优点，又要认识其不足。
　　废名对语言的精雕细刻，仿唐人绝句，极简省，注意炼字炼句和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不肯浪费语言”⑥。目的是以此作为他小说文体营造的一种手段，表面上是斟酌文字，实际是为了通过简练的文字叙述，给读者传达出一种美的意境和情趣，一种耐人咀嚼的韵味，调整自己的思想情感的表现，展现自己在精神、上的超越追求，增强其文体的艺术功能。清人沈德潜曾说：“古人不废辣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阅胜者，难字而已。”⑦废名小说的炼字炼句使其小说真正获得了独具“诗化”的艺术魅力。
　　通过对废名小说语言的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废名小说语言的独特性以及他在语言上的大胆追求。他小说语言的创新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对人生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艺术追求所致，尤其是他在小说文本中追求简练、诗化的语言，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在艺术和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废名的小说语言有“文字工夫，文字情趣”，而不是不可解的。真正有意味有价值的东西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得到，废名小说的语言正是这样，读者只有努力思索、体味，才能有收获，也才会得到一种虽显简单、混融和苦涩但又不失隽永、含蓄的美的语言体验。

　　
　　① 废名.说梦［A］.冯文炳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323页.
　　② 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A］.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页.
　　③④⑥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A］.废名小说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2页，第3页.
　　⑤ 沈从文.论冯文炳［A］.沈从文选集（第五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94页.
　　⑦ 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