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老人问题的凸显与思索—论黄春明小说的忧患意识与关怀视角

晴格格

　　论文关键词:黄春明　乡间老人问题　忧患意识　关怀视角
　　论文摘要:在台湾文坛，黄春明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姿态，以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为本，对乡间老人问题的凸显进行审视与思索，表现一个具有浓郁乡恋情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乡村老人处境的忧思与观照。本文以忧患意识与关怀视角为支点，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老人与土地、老人与社会、老人与亲情的硫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爱之深，源于对认识对象的深切关注之情。人生的这种情感，在许多方面都是以一种优患的情思表现出来的。文学世界的人生优患意识生成，主要源于作家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有赖于对人生苦难现象的一种优患艺术审美的深刻体验。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命运前途以及人生期盼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不同的作家对人的研究并不相同。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种关系的困扰。
    一个作家面对这三种关系，在其内心剧烈的困扰和冲突中，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有的直面这三种关系矛盾冲突的残酷，用写实的笔触冷静地展现出人类生存的图景;有的在这残酷的冲突中，用荒诞悲凉的笔法构建起荒原意象;有的则用浪漫的心绪寻求着三种关系的和谐，在富有诗意的境界里把爱意洒遍人间，为自然、生命、社会献上自己的一腔真情以及发自内心的深沉优患。”黄春明的小说基本上属于后一类，他的小说多是把对于在困境中挣扎的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人性、道德和顽强生命力的温情书写与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冲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姿态，形成一种无形的张力，形成一种对现实、人生、命运和社会的强烈观照与深沉思索。
    从早期的农业社会，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到八九十年代的工商业发达的一系列变化，虽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富裕与繁荣，但是各种矛盾和危机也相伴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台湾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一般社会学家较多地看到城市老人的孤独寂寞，其实，由于缺乏退休工资、医疗保障之类的福利条件，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成为更具人文矛盾的社会问题。在黄春明笔下经常可以看到:在快速变迁的台湾后工业时代，青壮年为了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梦想，纷纷离开乡土到城市讨生活，只有老人被留在“农渔村落的乡间”。乡村社会呈现的是一个在偏远地区，任由老人自生自灭的人群高龄化社会生态。
    对于老人与自然、老人与社会、老人与亲情的关注，在黄春明早期创作中已经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呈现出一种更为自觉的创作精神和探索力度。可以说，对于老人题材的书写，贯穿黄春明创作的始终。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黄春明是从宜兰出发，以他和乡土、乡情、民间文化传统的天然联系和眷恋情结为支点，审视、观照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冲突、碰撞背景下的老人处境，塑造了乡土文化的守望者、捍卫者和末代见证者，唱出世代与土地相依的乡土人生恋歌。那么，八九十年代的黄春明则是在社区建设、乡野调查、文化重建等一系列社会参与中，重返精神故土，以他对故土社会现实和历史的重新审视与观照，透视了台湾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老龄化问题”的症结，表现了一个具有浓郁乡恋情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被迫与土地、与社会、与亲情疏离的乡村老人处境的优思。
    中国人的恋土意识是强烈、深沉的，它在潜移默化中渗人华夏子孙的深层意识与心理结构之中，化为他们一切行为的强大驱动力。作家黄春明以一个乡土之子的情怀，写出乡间老人与土地、与自然的疏离。在他早期小说中，老人形象是乡土风情的美好化身，扮演着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侵蚀下日趋没落、消隐的历史见证者角色。他们身上更多承载着作者对即将逝去的农业社会的故土世界的追怀和感伤，最有代表性的是青番公和阿盛伯。
    《青番公的故事》中的吴青番这位七十多岁还在田里劳动的老人，“本身就是土地和历史的象征”。他二十一岁那年，洪水毁了他的家，淹死了他的祖父。五十年过去了，青番公征服了自然，重建了家园，他的家族也繁盛起来。然而，他却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生活转人新的轨道，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威胁是他无力抗拒的，他以血汗和生命确立起来的传统信条和田园，面临着继承的危机。对世代农村因袭相承的生活信念进行挑战的，不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另一种把他的儿女全部吸进去的物质文明。如果说青番公身上体现的是人生经验无人继承的伤逝情结，那么在阿盛伯身上，则正面展开了老一辈对传统乡土的守望和捍卫。小说以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叙事策略，生动叙述了他们面对现代工业文明侵蚀田园诗意般的农业文明时所遭遇的彻底惨败。透过阿盛伯的命运遭遇，作品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人农村后引起的悲剧性冲突。从动员村民反对到聚众持械阻碍施工，再到向县长陈情、据理力争，阿盛伯始终扮演着乡村护卫者的角色，但时代的车轮是滚滚前进的，他最终以自溺于游泳池的失败者悲剧成为时代变迁中的最后一曲悲剧性命运挽歌。

   在多变而又多面的社会现实面前，老年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抉择，成为考察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黄春明笔下的老人境遇并非一种孤立、静止的生命状态，它始终与社会因素、时代变化联系在一起，构成老人与社会的对应视角。如果说黄春明早期小说中的老人形象更多是以“乡村守望者”的形象出现，捍卫着与土地世代相依的乡村历史。那么，他后期小说中的老人形象则象征着乡村老人的集体失落。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乡村老人由动辄“子曰”跨进“报纸说”的社会。他们虽身处大众传媒的时代，却被迫与现代社会疏离。如《现此时先生》中，那些老人每天除了“反当昔日的辛酸，慢慢细嚼熬过来的骄傲和叹息”，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便是听一个有着“现此时”口头禅的“现此时先生”读旧报纸。而旧报纸的来源，“不是从山下杂货铺子包东西回来的，就是上城的人，顺便到车站捡回来的”。在现代文明的快速前进中，老人们已经和破旧的三山国王庙一样，被社会遗忘在封闭的蚊仔坑。小说最后写到，这群笃信“报纸说”权威性的老人，为了证实蚊仔坑母牛生了小象的报纸消息，奔波劳顿于上山途中，以至于现此时先生气喘病发作而死在半道。“现此时先生”的死，其实也反映被社会遗忘的乡村老人对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他的悲剧承载的是与他一样渴望自我身份指证的“小人物”的共同性命运悲剧。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和进步，但在文明的必然性中也隐藏着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亲情关系的疏离。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改变，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伦理亲情、价值观念在势利、虚伪的现代文明的强势攻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村“孝梯”等美好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年轻人心中已被扭曲、异化而日渐消解。老人的精神孤独、精神赡养问题极为突出，台湾的社会转型、现代工业的畸形发展是以牺牲老年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关于老人安养的现实境遇，是黄春明一直焦虑的问题。他写于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小说，敏锐地捕捉住这一社会现实，以哀婉的情触、理性的质疑、严厉的批判，写到现代工业带来的新变化，对传统伦理亲情的泯灭，对老人与亲情的疏离表现出最深刻的反思与焦虑。
    黄春明的小说中，老人的烦恼多来自于儿女，老人终其一生含辛茹苦，为儿女操劳，但进人晚年后，却遭自自私的对待。《打苍蝇》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乡村老人黯淡无光的晚年生活画面，整个故事的笔调是灰色的，给人一种压抑、沉闷的感觉。小说中的老人林旺丛，把地契和房契都过名给儿子，被迫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地与农村，住进很少有人愿意居住的“风光别墅”，并在百无聊赖中，一边以打苍蝇消磨时光，一边望眼欲穿地期待着儿子断断续续寄来的生活费度过凄凉、孤独的晚年。小说通过林旺丛的遭遇，深刻揭示了以伦理亲情维系的家庭关系，在金钱至上的工商社会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老人们逐渐失去大家庭中尊长的权力，他们的地位和决策权威遭到剥夺，晚辈们急于远离无法获取财富的乡下，长辈们却不能接受构筑在财富上的新世界思维，种种因时代潮流的冲击带来的失落感，更是凸现出故事中浓烈的悲剧性。黄春明借着旺丛伯的悲哀，道出乡下农村高龄化社会的老人问题。故事中对照着旺丛伯的处境，比邻居为普度祭祀而养的猪公的命还不如，写出了现代化的台湾社会，老农民所向往的妻儿克尽天伦情义世界的彻底崩溃。
    既然有价值的文学都是以表现真、善、美为宗旨的，那么，进人21世纪的文学理应有深重的优患意识，在人文关怀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老人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一个突出而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人类永恒面对的问题。因此，黄春明的创作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它一方面让人们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现实症结，催人警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黄春明关心人、关心社会的一贯写作立场，以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人类自身境遇发出救赎的信号。惟其如此，在如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黄春明小说能冲破媚俗、炒作的迷雾，关心社会、关心人类自身，这种拷问人生、关心社会的创作宗旨和人文关怀精神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